清晨，当我步入客厅时，就一眼瞥见了窗外的明媚，阳光明晃晃的，就象有一束温暖的光线宛如一泓清泉似地汩汨地流进了我心里。久违了，我想，连日来的灰晦天气让我们仿佛在太长的时间里未见一丝阳光，习惯了北京的雾霾，那一片被遮蔽的朦胧，心境亦常随着这阴沉的天空消沉了起来。

所以今日的阳光让我惊喜，以致我好象忘记了上一次它的光临是在哪一时刻。感谢阳光，它让我心境瞬息间变得敞亮了起来，我亦以为那是一个人生中的灿烂时刻。

记忆有时就是这么的恍惚，这么的朦胧与模糊。

昨日我匆匆写下了一家报纸的约稿。八千字我是如此完成的？居然一时恍惚了起来。依稀记得是周日的早晨开始动笔的。此前还一直在犹豫，在踌躇。没有感觉，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该说的该写的都在我的《活着－张艺谋》一书的后记中叙述过了，我不爱重复书写，那怕它对我宣传新书很重要，我的每行字都来自于我的一次生命体验与感受，一旦完成，就意味着在宣告一项使命的完成，我为什么要重复？

但那位约稿的编辑说起了我们的一面之缘，而在此前，她只是在说我们好象见过。见过吗？我拿着通着话的手机，在记忆中搜寻着，没有一丝印象。她又说我的电话本里还有你的电影号码，一点没变。是的，一点没变，从九十年代《有话好好说》制片人送了我和艺谋一人一个相近的号码和手机后，我的电话就一直没变，有人说“没变”意味着在这个时代这个人身上没有发生“故事”，一旦一人的电话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么你基本可以肯定他有不可告人的“故事”了。果然，有一些我的蓦然变换了号码的朋友被我问起时，嘴角会迅疾旋起一个诡异的微笑，那种笑在我看来是意味深长的，于是我也就不再深问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而我没变，就象我这个人，时时警觉着自己的变化，审视着我的内心，我是害怕失去深藏在我内心中的那个“我”的，那个在我的童年的照片上可以显现出的那个真实的我，天真而稚拙，还有一丝羞涩般的腼腆。一直到三十多岁还会脸红，尤其是见了陌生人或女孩，后来慢慢克服了，以致让人看起来有一张严峻的面孔，它遮挡了我这个面具后来真实的我，形成了保护我的一面强大的盾牌。我需要一面这样的盾牌，能让我藏身于它的背后，将我时时会发生的羞涩遮掩，我希望让别人见到的是我的冷酷和严肃。

这个世界越来越奉行森林法则了，优胜劣汰，而一个腼腆的懦弱者是要被淘汰的了，于是我必须为自己武装一个面具，尽管我是那么的讨厌面具。

后来那个编辑在当晚发来了一条短信，说看了我的博文，让她想起什么来了。她说，我们是在李陀那见过的，我跟他也很熟。记忆的雷达又开始搜寻了，但仍然一无所获，我有些沮丧。哦，记忆，我的记忆总是处在失忆中。李陀是我在八十年代的好朋友，我在心里甚至视他为我的恩师，我能来北京，就是在他闻听我在河北省文联被人排挤与折磨后，与他的妻子著名女导演张暖昕每人写了一信将我召唤到北京的，从此我间接地踏入了电影界，虽然那时我始终不承认我是电影界的人，尽管张暖昕导演是我的直接上司，但我时常跟随的还是文学界的李陀，那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除了谈电影与文学，谈各种文艺思潮，我们似乎无须再去探讨任何庸俗的话题，我们的谈天说地甚至可以直接录下在杂志上刊登，甚至引起反响。

但我还是想不起这人，最怪的是，她说有我的电话号码，可在八十年代我连个ＢＢ机都没有那来的电话？

但我只是确信了她也是李陀的朋友，也就是说，我有了一份责任为她撰稿，我并不在乎她所说的中央一级的人物也会读她编的那一大版，那对我太不重要的，只是为一个曾经的朋友而写而已。

我匆匆写下了一个开头，感觉还行，便给这位编辑朋友发了一短信：我开始写了，放心。洋洋洒洒的几行字飞快地在电脑上形成，可我又开始惦记着听古典音乐了，那个由音响发出的“声儿”实在是诱惑着我，让我欲罢不能。

周六上午又接着写下了几段，看字数好象距离要求的八千字挺遥远，心想写哪算哪吧，我写作从来是信马由僵、一气呵成，我不会去顾及人家的约稿要求，这是我现在的写作心态，我唯一要关心的是这些文字是否字由心生，笔随心动。

周一上班又接写，写到一个感觉后看了看字数，哟，近八千字了！有些微的吃惊，这是我没料到的。于是我想到了最后的尾声，我想让这个尾声有一种突然悠荡起的感觉，然后戛然而止，我居然做到了。

杨诉跑来问我，你看了我新发出的博客了吗？那是我写回忆的第二章，我说一会儿看吧，我刚写完我的文章。他亦惊，你八千字就写完了？你真快！我笑。

我先扫了一眼杨诉的博客，有点小惊，他仍在延续着自己的童年记忆，那个刻骨铭心的儿时的记忆，历历在目的记忆，可我为什么失去了这份记忆呢？连第一天上小学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下午坐上杨诉的车去见他的一位老朋友。在车里，我对杨诉说我真的佩服你能忆起你的儿时。他笑说他能记起三岁时的往事。我说怪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就连我当兵的头几天都忘了，以致有一次几个战友在北京聚会，大家聊起那几天的情景时我大惊失色，因为我一点记忆的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几个战友看着我面面相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是我们人生的重大转折呵，怎么会不记得呢！随后他们纷纷给我补充记忆，诸如我们那几天住在海边，可以望海，当时住的是一个宽敞的大房间，我们通通打着地铺睡在地上，诸如此类，可我依然是一片空白，这让我太沮丧了，以致我现在的小说写到当兵的那段经历，都是根据战友当时的提示而非记忆写下的。

为什么竟会这样呢？杨诉甚至能记起老师、同学的名字，而且他告我几乎所有的细节亦能历历在目地忆起。我告诉他，我一直痛恨自己的这种失忆，我的记忆方式可能是感受式的，所以写《六六年》时，我只能根据记忆的片段——在我脑海中贮存的记忆都是静态照片式的片段，依据想象来连缀成篇，我说我的想象力或许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否则为什么我会失去记忆？

汽车一直在长安大街上飞驰着，而我，沉默地想象着自己的记忆故障。我忽然想起，我的记忆似乎也不尽然如此，比如我对2006年发生的事，甚至每个细节，别人的每一句关键台词我都能纤毫毕现地想起，甚至对方语词里的音容笑貌亦能浮现。

记忆于我永远是一个不解的谜。

我不能再去追究记忆之谜了，就让它永远存在于别处吧，而我只是用我的笔，小心测量着我的人生轨迹，探究着我内心世界的秘密，于我，这就足矣了。

　　　　　　　　　　　　　　　　　201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