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十年磨剑  难得一“遇”

文艺批评家、文学策划、编剧、作家，是王斌的四种身份，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四个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人熟识的是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身份身份：文学策划与编剧。

但似乎文学策划这个称谓也是因他而叫开的。因了这个称谓，他跟张艺谋有了十六年的合作和深厚的交情。《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张艺谋执导的这些电影中，字幕中都有一个署名：文学策划，王斌，只到《英雄》始，这个名字才被冠以了编剧。

王斌如此释解“文学策划”：主要是配合到导演选材、编故事。在国外，编剧分“故事”和“写作”两个部分，文学策划主要负责“故事”。

在做文学策划的过程中，王斌有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挖掘新锐作家。比如，〈十面埋伏〉的编剧李冯。

而如今的王斌也成了“新锐”作家。因为，2009年，王斌发表了小说处女作《遇》。这部被他称为“情色小说”的作品，在网络上拥有超高的点击率和人气，尤其让“80后”很有共鸣。

转角《遇》到“爱”：写给心灵流浪者

不论文艺批评家、文学策划、编剧还是作家，王斌对自己有个客观的界定，就是“文字工作者”。所谓“不同”，只是不同时期，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这些选择是有原因的。”他说：“八十年代我从事文艺批评，是因为那时候有太多的愤怒太多的激情和太多的热血，如果通过小说表达会觉得慢且不直接，而‘文艺批评’是最直抒胸臆的。”

王斌自认现在的他有了心灵的积淀和岁月的修炼，这时不太适合“直抒胸臆”。“所谓直抒胸臆就是用概念来套用生活的感知和认知，因为想要套用，我们恰恰忽略了生活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小说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把无法一两句话说清楚的道理通过多元和多义的表达来呈现。就像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每一个人读的感觉都不一样。”

于是，他决定写小说。但是写什么呢？

王斌一直对写小说充满敬意，同时又很有“野心”，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小说要赋予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是什么。他觉得现在看到的很多小说几乎没有真正写到我们能感受到的时代，大都是隔靴搔痒，感觉好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但又与时代没有关系。感受不到作者的心，只有一堆故事。“我要写的小说是能够进入人们心灵的，因为我以为好的小说首先是要凝视自己的内心，自我审视，把自己做为一个批判对象，静下心来去想感受我们今天所置身的时代到底在发生什么，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它的运行轨迹及精神的走向……这是我的野心。”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变化太快，而太快难免会带来浮躁，喧嚣，杂乱，迷惘和困惑等。当我们真正用心灵在感应时代的时候，每个人都察觉到自己的精神困境——除了物质生活之外，我们还需要精神生活。作为有思考的作家就是要把这种困惑写出来，但是不一定非要给出答案，我们毕竟不是上帝。十九世纪末尼采曾大声宣告：‘上帝已死。’死了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失去了方向和意义，所谓人生本无意义，而意义是人类自己填加上的，所有既成的价值观都面临重估。尼采的态度绝非唯一真理，但他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将是任何一个纯正的思想者所要持守的，我们不一定要去颠覆，但我们需要怀疑和批判。”

这就是王斌写“《遇》”的主旨和初衷。“它是写给心灵流浪者的，就如同我这样的人。我们对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我们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高更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到哪里去？这句话从我第一次聆听到现在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有了写作目标，但是故事从哪里开始？如何发展？”这是王斌决定写小说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尘封近十年的写了四分之三的真正的小说处女作。当时停下来，是因为他不知道故事该怎么继续，不知道他写的这几个人以后要怎么样。“不知道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想象力，而是因为我的认识高度。我觉得自己的写的故事特别水，羞于示人。”

王斌写小说与做文学策划的习惯不同，后者必须是先想故事，而他写这个小说时，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他当时的“感觉”是想描述几个当代年轻人的另类情感生活。陆岛，桀骜不驯但深得女人缘；杜马是他的朋友，很“贫”，属有贼心没贼胆一类；袁璐，有自己的公司，有富裕的老公，也有陆岛这样EQ很高的情人。齐霁，敢作敢为的女大学生，对男人很有研究，对情感的态度很随意；江月，骨子里传统，又期待精神上放逐，一直在矛盾中挣扎的女孩……

虽然故事还不明确，但王斌写的人物个性却很独特和清晰，这一点他受益于与张艺谋的合作。“在做剧本阶段，艺谋经常反复强调：人物人物再人物！”

于是，王斌追随着陆岛和三个女孩的不期而遇展开情节：杜马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打错电话的是一个非要找到陆岛的年轻女孩（齐霁）。此时，陆岛刚从某南方小镇游历回来，在那里他跟一个特别的女孩（江月）度过了浪漫的一夜。这偶然的邂逅一直让陆岛挥之不去，以致对情人袁璐忽冷忽热……

十年前的情节在“陆岛决定跟袁璐摊牌，却偶遇袁璐的老公”处，戛然。

十年磨一剑：有预见的“遇”

十年后，当王斌重新拾起这篇未完的旧作时，不知道推翻重写还是接着写，他先试着顺着原来的感觉写下去。期间一度不自信，直至写到结尾，陆岛决定抛离情感独自远行的时候他才发现前面所有的铺垫都被提了出来，“我的心里隐隐有了亢奋和怆然，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忽悠地热了起来，我仿佛看见陆岛在萧瑟的秋风中一点点的远去，我深切感受到了人生的悠长感。我想读者看到这里时也一定能感受得到。”

王斌还记得写完那一刻，房间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跟他的心情特别吻合。他忽然热泪盈眶，那时他终于了然他的小说在写什么。

作为最早的读者，著名作家余华不相信王斌写这个小说跨越十年，因为他看不到“裂痕”。这一点也印证了王斌的预见和敏感。十年前，“背包客”还不多见，但陆岛就是一个现在盛行的“背包客”。十年前，酒吧还属于小众的，如今，酒吧已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余华评价王斌用单纯的方式表达了想入非非。十年前，“80后”的影响还没有凸显，十年后，很多“80”后却能与小说里的人物“对号入座”。十年前，精神出轨还只是个例，十年后，这种现象已成为很多影视作品的题材。

余华对小说的名字“遇”也很有共鸣。他在推荐语中写道：“这是一部关于肉体和心灵相互纠缠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世界和命运若即若离的无奈之书。王斌巧妙地找到了‘遇’，将它成为书名的同时，也成为了故事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其实人生归纳起来，就是遇到了什么和没有遇到什么……”

而王斌遇到“遇”也是经历一番波折的，“我起的第一个名字是《自由自在》，有点痞相；后来朋友建议改成《随波逆流》，还是差一点感觉；再后来有朋友建议叫《奇遇》，‘奇遇’这两个字就让我很有共鸣，于是顺着这个方向，最后定名为《遇》。但还是不太确定，直到余华的认可让我吃了定心丸。他高度了提练我的作品。”

有评论说《遇》的备受关注还因为其中有关“性”的描写，这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对此，王斌很坦然：“很早的时候读《牛虻》，我对性观念有一个挣扎。牛虻很爱琼玛，但是他身边却有个妓女情人。这一度让我非常费解和困惑。成年后，我才明白，其实这就是关于性和爱的观念。后来，我在思索人生的过程中发现人性是高于道德的，这恰恰是文学的使命——不断地向人性深处掘近。”

这一点，王斌很欣赏李安在电影《饮食男女》中的表达。“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重要的是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面貌，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

结缘张艺谋：最爱“活着”和“英雄”

王斌与张艺谋相识于电影《菊豆》的拍摄。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张艺谋的剧本讨论会。两年之后，在电影《秋菊打官司》的首映式上，他们第二次见面；又过了半年，电影《活着》让他们开始了正式合作。由此，王斌与张艺谋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合作之路。

十六年间，王斌参与了张艺谋每一部作品的筹备和策划工作。若问他最喜欢张艺谋的哪部作品，他说是《活着》。

此外，《英雄》也是王斌心目中的武侠类型片的经典。“我一直认为《英雄》是一个不错的电影，这已经从近几年评论界对它的逐渐认可中感知到。《英雄》是一部带有探索性的，对传统的武侠类型有所突破的，真正有想法和激情的电影。因为《英雄》的拍摄是在《卧虎藏龙》之后，有人说是跟风，其实，艺谋一直有一种武侠情结，他看过很多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还经常劝我看，所以他早就筹划拍一部武侠电影。后来，《卧虎藏龙》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这个愿望。”

对于《英雄》上映之初遭受到的非议，王斌也有客观的理解。“《英雄》之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大片，人们对商业片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这时，一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质疑，甚至包括类型片的不成熟。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要回到最基本的出发点——真诚，对老百姓真诚，对创作真诚，对自己心灵的真诚。”

作为张艺谋的老搭档，王斌称张艺谋一直很真诚。“他坚持、谦虚、热心，一刻都没有放松过努力。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他也非常善于反思，自我否定能力极强，他坚定地相信始终有一个极高标准的电影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上，只是我们的能力、想象力和努力程度还没有达到……所以跟他弄剧本很累，因为他太不想重复自己了。我也很欣赏他的包容，我的个性很直率，经常有人说王斌不好合作，但艺谋一直很包容我，因为他欣赏我敢说真话。”

在承认自己“咄咄逼人”的同时，王斌坦言跟张艺谋合作时很心平气和。“因为我一直把他看做长兄，我服他，也就很自然地用一种和缓的方式表述我的意见。”

王斌还很欣赏张艺谋团队的工作氛围，大家在一起像个和睦的大家庭。“我真心地把剧组当成家，每当心情不好时，都会去剧组待一段时间，心态很快就会调整过来。”

除了在工作方面的志同道合，王斌笑言他们在穿着品位上也很投缘。所以，两人会经常约在一起买衣服、吃饭。在王斌眼里，张艺谋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而他也是一个非常在意生活品质的人。“我很喜欢去一些很有设计感、氛围很温暖的咖啡厅坐坐，这样的环境很有格调，遇见的人也很有格调……”

文/本刊记者 王江月 实习记者 刘晓丽 摄影/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