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晚了，辗转反侧睡不着，起来看起了海德格尔的《面向思的事情》。这本书买了好些年了，一直搁在书架上未看一眼，我感到了惭愧。海德格尔是我喜欢的哲学家，他的逻辑运行方式是我钦服的，我钟爱于他关于时间及存在的论述。但他太晦涩了，那本厚厚一大本的《存在与时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过了几段，最后还是因难而退却了。

   《面向思的事情》没有那么艰深难懂，他是一个演讲的集锦，海德格尔在其中反复地追问在时间流逝中的存在是否为存在者？在存在之中消失的时间是否又为时间之性？这是有趣的哲学游戏，和形而上的拷问，却升发和开拓着人类的智识，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我的文字中亦会经常出现形而上的追寻---那一定是海德格尔予以我的影响，他真的是我的精神导师，尽管很惭愧，我一直没有真正的读懂他。

   想到时间和存在，很容易让我联想起自己的人生，惟有这几年才对时间的匆匆倏尔有了深切的感受，觉出了生命的珍贵及稍纵即逝，觉出在流水般的岁月中那些哀伤和欢乐的回味。或许一个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察觉到生命的逼视，以及它迫近的尊严。我一直觉得人是应当活出一点生命的滋味的，而在过去，我仅仅以为活着仅只是为了快乐。滋味与心灵相关，而快乐却只联接着我们的生理机能。

   我想起了上午，坐上了公交车去看望我的父母。我坐在紧靠前门的坐位上，汽车一路颠簸，我也一路沉思着。这似乎是我的习惯，倘若没有什么值得我观察的便会很快进入我的冥想的天空。我突然感到了脚趾的疼痛，我发出一声轻微的“哎哟”声。

   侧脸看去，一位上了点年龄的老大娘手持拐棍，咬牙切齿地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腿，嘴里跟着骂骂咧咧，一边骂着一边往正准备敞开的前车门走去。我忍不住问：老奶奶，你没事为什么敲我的脚呢？她没理我，紧绷着脸，一脸的凶相，嘴里还在念经式的叨叨着。她的眼神发出一道可怕的类似经神病人的扭曲的光芒。

   我旁边坐着的一位大爷踫了踫我。别说了，他低声说，说了也没用，他或许不是对你，是在家里受了太多的气，或是对社会不满，这种人很多，你气不过来的。

   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待那位大娘下车后也跟着念叨了一句，这位老人就这德性，谁都骂！她目光看着正前方说。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不知道。她第一次出现时就不买票，要她买票她开口就骂，后来上车也不知从哪搞来个残疾证。别理她，女司机好心地又劝我一声。

   其实你也不对，旁边的大爷叮嘱了一声，你瞧你，你的这只脚架在这，可不挡了她的道吗？我当时跷着二郞脚，略微的挡了一点道，其实大娘只要说一声我是会拿开的，我当时没看到她过来，我正在沉思中。我没想到她会那么“无理”地用手中的拐杖击打着我的腿，而且恶语相向。

   我说这是上车的门，她不该走这门，下车的该走后门。我不服地辩解道。

   她年龄大了，你能跟她讲理吗？这是公共场合，所以你的脚这么放着也不好，公共场合可不是在家里。大爷语重心长地说。

   这是公共场合。这个词于我久违了。大爷说得不错，一旦涉及公共场所，一种公德和秩序的意识就要对我们自身的行为构成一种制约，我显然是散漫惯了，甚至在一个公共区域内也如此的不顾公德。我感谢这位大爷的提醒，他让我对似乎消失已久的公共意识在这一瞬间被激活了，并用这种意识重新审视我的言与行。

   很长时间以来出门就是打车，疏于涉足“公共”，只是近一年来在父母的一再教育下开始在尽可能没事的前提下坐公交、地铁，挤在人满为患的人群中虽然有些不适应，但我告诉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喜欢利用这样一种机会观察各种人，以及他们的不同表情和行为举止，这让我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生活的氛围。我知道我失去这种氛围太长时间了，我甚至几乎忘了我是他们中的一员。直到我开始写作小说，开始召唤来自人间的气息---那种浓烈的，沸腾的和充满着苦难、忧伤以及欢乐的人间气息之时，我才知道我不该离开他们太久，我应当时刻地站在他们中间，这才真是真实的艺术的土壤和营养，没有了这种土壤和营养也就失去了艺术的根本，我当牢记这一点。

   这亦是一种海德格尔笔下的所谓的存在性，虽然这一存在性一如海氏所言是被时间所规定的“在场”状态，并在时间中匆匆流逝，去而不返，但在它存在之中的一瞬间其实也意味着一种永恒，这一永恒恰恰需要我们的“思”所凝视，所观照，在每一个似乎呆滞、轻松或闪烁的目光中凝聚着存在的“本真”，并让其在时间性上“敞开”,并拂去表面的遮蔽（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捕捉住它，将它注入笔端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所在。我是该感谢生活的赠予的，来源于它的人生启示常常就发生在寻常之隅，不经意间，如同那位大爷的一席话。生活中闪现出的真理总是这么的素朴和平实，有时甚至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很可能就在那微不足道得稍纵即逝间有如一道电闪雷鸣，会迅即照亮我们的“思”，以及我们的沉睡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