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受邀去了出版社驻京工作站，为了与那里的编辑聊聊我的小说出版事宜。她们很严肃地看着我，每人手里还端着一本笔记本，认真记录着我的胡言乱语。我有些不适应，只好乱打喳地问，我的小说看了吗？看了。她们齐声回答。我们都是一口气看完的。我又问，好看吗？好看。

   让我意外的是其中一位女孩的回答，她说，你的小说具有“文本性”。我吃了一惊，因为“文本”一说仅限于批评家口中的言辞，一般不会出现在她们这个年龄段的口中（她们也就“80后”吧）。我觉出她的来历非同一般。

   我当即问，你那个学校毕业的？答：北大中文系（后来她们社长告我，她读到中文系的研究生）。难怪，我想。接着我笑说，我说怎么一听你就专业。她也笑。又一次强调我小说中的“文本性”。读你的小说没有阅读障碍，一口气看完了。她补充了一句。所谓“文本”，指得是能够自成一体或系统的小说（不仅是小说类），可以从中探究小说与社会、文化、时代的关系，而其中的人物又具有相对的典型性。我的小说有这种功能吗？

   我坦承，我真的很高兴她们能喜欢，但我自己写时是不满意的，否则我不会马放南山近八年再续写。她们记下来了。

   这倒是一个卖点，她们说。我自嘲地笑笑。

   我强调了对封面设计的重视，我说这一点我非常在意，我不希望出来看上去像书摊文学。她们说不会，一定会找专业人员来设计。

   那位北大的女孩又说，我觉得你的小说读得时候有些像《挪威的森林》。我一怔。因为就在当天，我的朋友向阳来电说他正在看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我看了一半了，向阳说，你的小说有些像它哩。我没吭声，因为那个小说在我的记忆已淡漠了。可是为什么这个女孩也有相同的说法呢？这之前倒是有两人说有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味道---这我也不信。

    我睡在床上看了会南非作家库切的《耻》，看着有些累了，可是发现大脑依然兴奋得厉害。我没喝咖啡呀，可是怎么睡不着呢？只好起来，去了书房，开始在书架上找《挪威的森林》。我要唤醒自己的记忆，看看为什么有人说像。

    结果发现我有两个版本，一是大陆版的，一个台湾版的，它们让我想起前一段关于这两版间翻译优劣的论争。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看的是大陆版的，在当时，这本书风靡一时，以至成为了时尚读物的象征，成为了一种城市品味，强烈地影响了一代小资的生活方式。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有人告我台湾版翻译得更好，并送了我一本。我一直没抽空看，就搁在那了，直到今天想起。

   我翻了翻，的确两版译文不同，大陆版文字更优雅一些，台湾版则随意自由了许多，据说，随意自由更接近村上的风格。这的确是一本畅销书，当时十年中，居然在亚洲销出了五百万册，数目惊人，而且在中国大陆亦出了一批“村上”发烧友，以他的生活方式来标志自己引领时尚。我的小说会跟它像？我真没这种感觉。无非都写了当代都市而已，无非都写了都市青年人的孤寂和落寞，除此，还有像的地方吗？而且我也不时尚呀。这位身在日本的村上春树多有小资情调呀，看他的小说就像在听有点小颓废的爵士乐，而且其中的泡妞方式也“资”得可以，令人瞠目。

    我随意翻着，没觉得自己与它类同，又放下了。我记得向阳后来告我，一开始看着有些像，看完就发现是两类小说。你的比它更有精神高度，向阳说，而且你比它的笔力要狠，春上比你柔情，它小说的结尾太糟糕，完全变成了一个通俗小说。我狠吗？我怎么在写时会有些许的忧伤呢？哦对了，春上也忧伤。

    我又开始拿出昆德拉的小说，其中也有几本是两种不同的国内译本。反正睡不着了，索性就做一个译文大比拼吧，我告诉自己。我把几个不同的译本分别从书架上请下来，放在桌上，结果发现摊了一大桌，看着心里高兴。书真是好东西，闻到它散发出的墨香都是一种享受。

    朋友一直向我推荐昆德拉的《玩笑》，按他的话说是太好了。我认真地看了上海译文的几段，发现这是昆德拉早期没形成创作风格时的小说，语言有些琐碎，思想不够凝练(他后来的小说变得很哲学），而且在叙事上为形式而形式。接着又翻作家出版社当年的译本，发现比上海译文的语言要干净流利得多。接着又翻开上海译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将它和作家出版社（这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看的译本）的译文作比较，结果各有千秋。

    再看《笑忘录》。这是我上世纪看过的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译本，给我留下了至深印象，与上海译文的新译本比较下来，它可是高太多了。这种比较让我有了一种游戏的快乐，于是我又很抽疯的比较起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活在别处》的不同译本，结论还是作家出版社的老译本胜出，我在庆幸我当年读的都是老译文，现在的新译文相较之下可真是太粗糙了，文字不够讲究，语句没有节奏和韵味。我只能感叹今不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