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今天是周末。
走在身边的刘念一直在说着她的计划，她要回纽约度一段，她说，我和谷丰得回去先挣点钱。我知道她们现在很难，生活陷入困窘。她和她的那位颇为斯文的美国老公，当年为理想而放弃了纽约，那时，刘念已在美国的大电视台当副制片了，他的先生谷丰则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小日子按说过得不错，很正常的美国中产式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在以美国大多数人的行为规范按部就班，然后再一步步地升职，加薪，买房，周而复始。（在我看来，这类枯燥的生活方式无非是每天都在重复完成着“同一天”的内容）她们觉得这样下去生活了无生趣。
我想起了画家吴冠中以他的古稀之年说出的豪迈之言，一个以艺术为终身职业的人，是要做好挨饿的准备的。是的，艺术并不仅仅通向名誉与财富，它完全有可能是关于失败和困苦的选择，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做好了这个精神准备。在今天，很少有人会去考虑理想的代价。
刘念在中国读完的大学，后赴美进了俄亥俄州大学攻读电影研究生，而谷丰，则在伦敦大学读完电影专业研究生，当他们通过工作拿到了一笔小钱之后就毅然决定辞职，为的是追寻她们的从未放弃的梦想----拍电影。她们不愿走一条在许多看来相对安稳妥当的道路----（何谓艺术的生活方式？它从来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叛逆）。刘念说，天天上班忙碌，很没意思。于是，刘念拿着她自己写的剧本回到了北京，开始了她艰辛的拍摄，用的大多是自己的钱。
我说，也许你们应该先多挣一些钱，再去考虑艺术。刘念说再拖下去年龄一大，考虑的问题就多了，比如生孩子什么的了，到那时有可能就真会放弃了，会有太多繁琐的事情缠住了手脚，到那时就难以脱身了，趁着现在还年轻，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吧。
刘念告诉我，谷丰的一位老板就很羡慕她们的选择，并鼓励她们走自己喜欢的路。她说，那位老板当年也想搞艺术，因为没钱，只好先选择了一家公司打工，结果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工一“打”下来就没能再得以脱身。刘念不想像他那样活着。
向阳在边上与谷丰热烈地聊着英语，我问刘念，这位“意大利人”的英文如何？刘念抿着嘴笑笑，藏着一丝小意味，说，还不错。这边厢，正好向阳偏头过来问：喂，某某词怎么说？刘念告他了，他十分亢奋地对着谷丰鹦鹉学舌地说了一句，一会又回头问：某某词怎么说？刘念又微笑地告他，此兄又昂扬地投入他的磕磕碰碰的英语对话中。他们在讨论一部电影。
刘念微笑地对我说，谷丰说你其实懂英语，只是故意不说。我摇头：这是我吗？凡是字母我都不认。我也觉得奇怪，我经常被“老外”误以为懂英语。刘念告诉了谷丰，谷丰听着，点点头，目光有些纳闷地看着我。
吃完涮羊肉，我建议去酒吧。我们意犹未尽。
一进酒吧刘念便轻车熟路的找了一个极好的位置，我惊讶，她说她过去来过。我们都没要酒，各自点了自己想喝的饮料。一会儿我们边上出现二位长相酷似印度人的女孩，长得颇为漂亮，她们分别要了二壶阿拉伯水烟，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长椅上幸福地吮吸了起来。我说她们是印度人吗？谷丰的嘴动了动，刘念凑过耳朵去听，轻声告我，是英国人。我不信，明明长了一副印度人黝黑的面孔，怎么可能是英国人呢？再者说，印度人也说英文的，我说。谷丰摇头，又轻声地说了一句。刘念翻译说，谷丰说她们是英国口音。我信了，谷丰读的是英国伦敦大学，他能辨别口音。
向阳还在与谷丰讨论黑色电影，刘念拍着手说，我和谷丰都很喜欢黑色电影。向阳一副沉稳的架式说，我给王斌专门送了一张《马耳它之鹰》，他居然告我看不下去！他说的没错，那天向阳在电话中激动地说，《马耳它之鹰》太好了，你一定要看看。结果我看了，没十几分钟就关上了，没感觉。这件事让向阳很瞧不上我。谷丰不解地望着我，我从他的眸子里看出，他认为这是在我身上不该发生的事。我对他笑笑，我是个固执的人，那个电影太老了，陈旧的影像和表演风格让我受不了，虽然我也知道，这完全有可能是我的无知。
刘念问向阳，你好象很喜欢阿尔莫多瓦？向阳回答，他的电影太好了。刘念说我没认为他那么好，他的电影太华丽了，而且有哗众取宠之嫌。我基本表示认同，虽然此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导演，但并非那么好。向阳不屑地说，你们要明白，他那种影像风格是故意的，是“假雨村”。他引用了一句《红楼梦》里的人名，所谓甄士隐和贾雨村（真事隐与假语村）名字中就充满了人生的隐喻。向阳不时地会口出惊人之语。
向阳说他在意大利时曾拜见过安东尼奥尼，他认为他是大师级的导演。刘念说她极喜欢《奇遇》，我说我看过剧本，狂喜欢，所以看电影时很失望，我动员她们去看看剧本，剧本比电影强多了，我大声说。
我又说，在我的心目中，所谓大师是以如下三人为标准的，一是伯格曼，二是安哲若普若斯，再就是奇斯洛夫斯基，他们才是大师的标杆，在这个基准下，许多所谓的大师之谓是扯蛋。从这个意义上看，安东尼奥尼我不认为是大师，但我承认，他的电影确实概括了一个时代，他在《奇遇》等电影中，准确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迷惘与困惑，还有对社会疏离和冷漠，这都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主题。
向阳还与刘念、谷丰聊起其它一些电影及导演，我都不知道，我象傻子似的凑着耳朵听着他们的讨论，或者好奇地问上一句，你们说的是谁？他们偶尔也会转过头来问问我，我只好很装蒜的点头或摇头。
向阳说他还去了见了贝特鲁奇，因为贝特鲁奇曾在中国拍过《末代皇帝》，所以很崇拜他。他的一位老师是贝特鲁奇的制片，愿意带他去。可是那位老师告诉他，大师是戈达尔，他不解，因为那时他对电影知道的还不多，就好奇的问，难道贝特鲁奇不是大师吗？老师认真地看着他，说：电影只有戈达尔之前，和戈达尔之后。向阳眼睛这时开始发光，炯炯有神，他说他当时差点昏过去了，惭愧的要跳楼，这句话让他大受刺激，因为居然不知道这位叫戈达尔的人堪称大师，电影甚至是以他的成就来划分界线的。此前，他也看过戈达尔的个别电影，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这句话让他开始反省，于是拼命看了一批戈达尔的电影，发现他果然伟大。
向阳说，他曾看过贝特鲁奇出名前说过的一句话：戈达尔的电影让我羡慕得想要自杀，想要去杀人（向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无论在讨论什么话题，他都能随时随地的摇手搬出几句名家名言，一硾定音）。后来向阳见到了贝特鲁奇，他向贝特鲁奇求教：你能告诉我戈达尔为什么这么伟大吗？是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镜头方式？或是在电影语言上有什么新的发现？还是象波特莱尔似的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贝特鲁奇当即愣住了，向阳说，足足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一直在看着我，他可能不相信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会向他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最后他迟疑一下，说，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生活的角度。当向阳最后向贝特鲁奇告别时，他拉着他说，下次我们再来讨论戈达尔。向阳说，我告诉他，不用了，戈达尔是我的神！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贝特鲁齐了。向阳感叹，当一个人成名之后，是不会愿意让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其它大师的，向阳显然犯忌了。
我问向阳，为什么看过的书都能记住，让他口若悬河，随时可以拎出两句掷地有声？我一看到好句子就激动，我不能不让自己记住。他由衷地说，它们太好了！
向阳强调他现在不再偏爱所谓的艺术电影，他说他现在更关注有观众的电影，但并非是单纯的商业电影，而是有艺术内涵的，被商业内容所包装的电影，他说，阿尔莫多瓦便是一例。其实这我知道，阿尔莫多瓦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曾被当成这类理论的代表性作品，但我更喜欢他的《颤动的肉体》，虽然它并那么的“后现代”，相反，是一种充满诚意的传统叙事。
向阳还在强调所谓的故事性，他甚至坚持认为西区柯克的电影并非是好故事，我和刘念反对，我一直在试图弄清楚向阳的所谓“好故事”指的是什么？最后我才弄明白，在他的心目中，什么才叫真正的好故事----他心目中好故事的标准，不仅仅是故事的完整，人物的生动，结构的严谨，它所谓的好故事，其实说的是故事要有一个绝好的创意，一个奇崛的构思，比如《美丽人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对传统的二战题材的故事性是具有颠覆性的。所以创意与颠覆，是向阳对是否为好故事的一种价值判断。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激赏我的上一篇小说，显然，在他看来那是有创意和颠覆的，而我正在写的这一篇，他认为过于的”传统“了。
在我看来，西方上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对向阳影响很深，创意与颠覆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显著特征，所以他说，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绘画上的“观念艺术”，这对我很有好处。
那两位英国女孩还在我的背后吸着水烟，我能听到从那边传来的呼噜噜的声音，那是壶中清水冒泡的声音。刘念与谷丰商量了一下，问我，你想吸阿拉伯烟吗？我摇头。这种烟我吸过，没有什么味道。刘念还是要了一壶，和谷丰津津有味的吸了起来，很开心的笑着。我发现她们虽然处在生存的逆境中，可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和豁达的态度。我问谷丰，你们会对当时的选择后悔吗？谷丰坚定的摇头，不后悔，他说，因为喜欢电影。
当然，我知道，还有独立和自由。
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向阳说走吧，我看看表，十点多了，向阳困了，眼皮搭拉着，眼圈也在发红。我说好。
起身，向外走去。路上人多极了，真是春天到了，这个温暖的季节是适合人们户外活动的。
这是一个纯洁的夜晚，我们在一起聊起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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