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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状》重述了我们文化中古老的精神气质(影像风格),为此,我感 概 。
难得是惨烈的战争场面,那镜头中游荡着富有质感的硬朗和凝重,我深知其拍摄的艰难,创作者 如 没有一如片中的激情和血性,拍下这样的电影是难以想象的,可它毕竟隆重登场了,一扫影坛的萎靡不振,这是一个启示,中国电影将再造雄风。
陈可辛此番携《投》片而来,其壮志不已的雄心通过他的影像风格得已高扬,完全不再是《甜蜜蜜》中那位在情感的高地中缠绵低廻的陈可辛了,他像是一个怒发冲冠的大汉,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血脉贲张地要鞭挞我们文化肌体中被神话的兄弟之“义”,他是一位批判者,因为他在现实的困境中发现了那个神话的衰落,于是他以《投名状》的名义,掷地有声的发出警示之言。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这种反向的警示恐与艺术的理想相悖。
艺术的理想的确建立在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上,一个伟大的艺术精神永远是观照着在俗世中浮沉的人类,和挣扎的人性。艺术家当然有责任透过的世事表面的肌理,去发掘其中的内蕴。我们必须追问,《投名状》中所揭示的兄弟之义的沦落和衰亡是否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艺术作品,不管它题材源于何处,它所真正要揭示的必定是当下的现实。回答几乎是肯定的,我们的民族正在遭遇前所之未见的巨变,于此同时,我们源自传统的人伦关系也在重组与裂变。
中国文化中“五伦”之一“兄弟有义”在这里被质疑,并以惨烈的剧情予以抨击,这种表象的警示或许能满足创作者一时的激愤和哀恸,但它传达出的当头棒喝却恐怕会功亏一篑,原因很简单,当背信弃义成为一种潜在的成功者的“规则”,并流行于世,成为常识,这种动用惨烈影像的警示提供的仅只是一个提醒,而非批判。
批判必定来自于现实的缺失,当“ 道义 ”----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传统在今天,被国人遗弃乃至践踏之时,在影像中予以痛心疾首的高扬或许将是一种基于当下的批判。
艺术的品格及精神需要重塑失落的传统,并重建理想,尽管现实中的我们可能在身不由已的迷失,乃至茫然无措,但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燃烧的永不熄灭的火炬,它将引领着我们,在传统与现实纷扰的夹逢中寻找一条可能的途径-----但保持和发扬传统优质文化品性的同时,如何与当下的现实取得一种合谐和默契的确是一种困扰,这也是艺术的一种责任,它需要在现实“ 道义 ”精神严重缺席的前提下,再次重申它的立场----我们拒绝传统价值的分崩离析,我们通过艺术要接续历史的血脉并重塑传统的正义。
因此,仅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够的,虽然我们面对的《投名状》仅只是一部商业电影,它无须承担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但隐埋在这部历史大片中的主题却是整个剧情赖以维系的支撑点,甚至它悲剧性的结局亦要给人以警示,这就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精神的认知,必然涉及到在这种认知中创作者的价值指向----因为“刺马”这个来自清末的故事,它的扑朔迷离已为后继的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虚构的可能,它可以经由兄弟之义,通达用鲜血凝结成的友情和友谊,义重如山,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个案中不乏这种义薄云天的故事:当然,也可以通过一如《投名状》这样的故事,兄弟反目为仇,兵刃相见,解构兄弟之义。
但我仍然希望,即便处在现实的困扰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艺术的圣殿中寄托我们的理想,再建我们理想的王国,拒绝现实的沦落,拒绝对弥足珍贵的传统价值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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