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是我新交的朋友，当年就读于电影学院美术系，与电影界“第五代”诸人同届，毕业后即赴意大利学电影编剧，后又在罗马美院再学美术，做画也写剧本。我们的友谊来自共同的兴趣----对艺术及电影的热爱，刚聊便有了观念之争，彼此的坦率让我们又一见如故，这种朋友少见了。既然性情相投便相知于默契。
每次见面话题都是电影，他长住意大利，近年来才在国内呆得时间多了点，他固执的认为中国电影将迎来一个极其辉煌的年代，而我则是悲观的。尽管中国的崛起世人瞩目，艺术当然也会相应地“揭竿而起”，一振雄风，然而目力所及一片浮躁和急功近利，我怀疑在此心态下“辉煌”一说能否水落石出？
回望八十年代初，中国刚结束了一场世纪悲剧，国门洞开之时我们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尽管有限，但毕竟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世界并不需要我们无产阶级的“拯救”，而是我们的“一穷二白”需要被“拯救”，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进入了所谓“现代性的焦虑”，这一“焦虑”源于我们看到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看到了贫穷与落后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濒于衰亡，我们渴望进入现代化，渴望崛起，而率先进入和崛起的应该是我们的思想及观念。
当“和平崛起”成为一个事实，当西方不再是我们盲目仰视而只是我们一个必要的参照之时，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始料不及的“现代性的焦虑”，但它的内涵已在发生畸变----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性的事实，我们陡然发现失去了方向，我们找寻不到纯正生活的意义指向，我们迷茫了。
一切传统的价值的确都在重估，一切曾有过的维系我们生存之安全的传统秩序在分崩离析，不再有一个响亮的振奋人心的口号能让我们万众一心，热血沸腾了，我们进入了一个从思想到精神的“战国时代”，只有时尚和流行在高视阔步，只有娱乐至死消费至上在昂首挺进，凯歌高奏，可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吗？
我不知道！
因此我怀疑我们的艺术，我怀疑在这样一种狂躁的喧嚣中我们能否产生艺术的辉煌？我们是否还有着那份虔诚-----对艺术所怀有的那份宗教般的虔诚和敬仰----现在只有“行市”。
但我希望向阳的“预言”能被确证，我希望我的怀疑是庸人自扰，我是个庸人，这我知道。
向阳约我看了一场人艺的话剧《大将军寇流兰》，这是我所高山仰止的莎士比亚的作品，这让我很兴奋，我在媒体上已看到了好评如潮，何况是久负盛名的人艺的演出。
结果我失望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莎氏的思想被抽空到这种程度，惟留下了莎氏在此剧中的一个理念----性格加环境等于命运，还附加“多数人的暴政”是多么的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我的总结），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更是一位智者和预言家，他居于古典的启蒙时代，就已看清了人类的终极命运，，而今天，大多数人还在幽暗的愚昧中狂欢和陶醉。
剧中人物大将军寇流兰因其性格的高贵和傲岸而导致了命运的悲剧，固然是发人深省的人生命题，可我相信在贯彻这一主题时，莎氏是不会将“戏”做得如此简章的，简单到只剩下一个戏剧性的粗略的线条，再加上貌似大场面”群氓”甚众，充斥于舞台上，大声喧嚷。为了让被“修正”的戏剧更显出“后现代”式的时尚（一种源自落伍的恐惧），还弄来一拨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的“摇滚青年”甩着飘飘长发“摇旗呐喊”，以壮声威，这种表面的形式主义与剧情无益，甚至有害，而我们的创作者们却将此类哗众取宠的小把戏当成一面艺术的旗帜恣意招展。
向阳谈及了我的小说，一个尽乎让我绝望的长篇小说----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在竭力寻找写作的初衷，可我好象一直在迷失中痛苦和困顿，我似乎没有找到最佳的感觉，这让我羞于让它见人。后来是一次“意外”-----这个“意外”更让我绝望，因为我的第一位朋友在读完之后，很坦率在“小说非常精彩”之后加上了“挑战了道德底线”，以致开始质疑我的品质。
为了印证小说是否会被人质疑我的人品，我战战兢兢的拿了出来，生怕被人再次误解。我无意去挑战任何底线，但我的确是渴望能写出这个时代的真实性，以我看来，在文学创作中，人性的挖掘要高于道德的抒写。
很多年轻的朋友给予小说很高的赞誉，可并不能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感觉，同时我的第一位读者朋友的“忠告”也时时言犹在耳，让我高度警觉，我相信那位朋友，尽乎于相信自己。
因与向阳相知如故，又见他熟读名著之多让我汗颜（他甚至可以大段背诵），便有心向他求教。
他一口气看完，接到他电话时听出他的激动，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我依然是矜持的，因为我忘不了我第一位朋友的忠言，以及我自己写下每个字时的感觉。向阳让我相信他，他说你写得非常真实生动，而且非常现代，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小说,里面有一道清澈而又温暖的光线。
后来向阳一直在说我小说中的“清澈的光线”，他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甚至极其喜欢我在小说中虚构的一位女性----袁璐，他说你写得太准确了，这个人物就在我的脑子里。我问是吗？我依然糊涂。向阳说，相信我，如果拍电影准是一个特牛逼的电影。这时我笑了，我说，我很怀疑，我在写作时一点没想到将来要做成电影，我以为小说就是小说，它和电影是很不同的两种思维，我反对为电影而小说，更何况我在写时就是为了反电影而没有事先构筑一个故事。可我奇怪的是，所有的朋友都在说，小说中的悬念在吸引着它们，这让我惊讶。
向阳说我的小说的名字《自由自在》不好，他说应当叫《偶遇》，他说你的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充满了“偶遇”。我琢磨了一下觉得有理，《自由自在》让人在第一印象上就有“痞”的感觉，它并非是我小说的风格，后来又有一位朋友建议，就一个字，叫“遇”吧。这个建议闪电般的启发了我，遇，多好的一个字，既为动词，亦是名词，且“字”中蕴含了巨大的未知的和想象的空间，这也是中国方块字的神奇之处，我毫不犹豫的将《自由自在》删掉，改成了《遇》，突然觉得，一字之动，小说好象因此也沾了点“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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