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剧本的进度让我焦虑，按照计划，本应在12号拿出改出后的剧本，直飞广州。可是事情一拖再拖，我着急了。
给建勋发了信息，我只能请求他的原谅，因为我从来是不失信的，这次非我所能控制，毕竟不是我在修改，以致不能按期飞往广州。建勋很快就回了电话，象个宽厚的老大哥：没关系，下星期来也行呀。他一再地宽恕我的过失，让我惭愧。
建勋又说起一位年轻导演，他说：他有一个故事：能麻烦你给看一下吗？建勋是客气的，他使用的词汇是“麻烦”，其实这不是麻烦，我虽然是监制，可他毕竟是老板（他听到我使用这个词又要骂我了），属“交代”。但我知道，这是文人间的交往方式，文人是知礼的，他用的是“礼”。礼的内涵中有信义，也含有重重的托付。
那位年轻导演的电话不久就来了，没想到是我认识的一位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我看过他导的片子，一部反映农村孩子生活的电影，导演的技术虽谈不上老练，但在水准之内无庸置疑，问题就出在剧本上，记得当时我坦率地谈了我的看法，我不爱拐弯抹角。他认同。
结果建勋说的导演居然是他。我们寒暄了几句，便将伊妹儿的邮址给了他。没多久，他的故事就寄到了，我没马上看，因为我们的那个修改的剧本也送到了，这是当务之急，我必须尽快将这个剧本看完。我不能辜负了建勋。
看了一会儿，有点累了，给魏姐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得去报报账，有好几月的小账没报了，魏姐说，来吧，我六点肯定会到工作室。
我按点到了，一按门铃，老倪开的门。老倪一直给剧组开车，是位踏实淳厚的好人。他热心，有几次我的私事他来帮忙，临走还要叮一句，王老师，以后有事就说一声，您别客气。我应着，但基本没找过他了，我不愿太麻烦别人。
我问了一下《黄金甲》的拍摄情况，老倪说他也没去“天坑”，所以不知那边的情况。老倪平时是言语不多的人。
我把小账给了魏姐，魏姐说，你给主任打个电话吧，我一愣，为什么？她说打一个，就说你来报账了，又好久没见了，你们可以聊聊天呀。也是，我想魏姐一定有了什么为难之处，否则不会要我打这个电话。我打了，结果是个误会。电话那头的震燕声音显得疲惫。他们已经连续奋战好几月了，现在又转战重庆的天坑。震燕是《黄金甲》的制片主任（艺谋的电影从《活着》始，震燕就一直担任制片主任），这期间要码平多少事？要处理多少令人头疼的突发事件？真够难为他的了。
工作室显得安静，就我们三人。我想起了在这里曾经有的日日夜夜，从一部剧本的初始到诞生，到电影开镜的前一天，它见证了整个过程。那些日子，这里即使安静内心也是紧张和焦虑的，因为有潜在的压力，更何况还有热热闹闹的时候。可现在消停了，剩下的只是安静。我想它还会安静几年的，因为艺谋要忙奥运会了。
老倪的账也报完了，开车送我回家。途中，我问倪师傅，下一步做什么？他说导演这两年做奥运会的事了，拍不了电影，自己就在家歇着了。我问为什么？还可以接别的活儿呀？他说，就觉得跟着导演我愿意，不白干，别人？就算了吧，都这个年龄了。老倪的话让我惊了一下，我琢磨着这位平时不太吭声的朴实的汉子，他做的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了，但心里却有一杆秤，他活着是有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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