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起来，收拾完东西就出了门，说好了上午先到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转转，然后赶往纽约肯尼迪机场。

因为是假日，大学内寂静得只能听到黄鹂的啼啭声，风刮过树叶的沙沙声。门岗拦了一下，谢元说是北京的客人想看看大学，结果就放行了，态度彬彬有礼。校园四面环林，蓊郁的参天大树静悄悄地守护着大学，就象是它的忠实卫队。

我们先看了教学楼，又去学生宿舍瞧了一眼，感觉好极了，觉得在这里上大学是件顶幸福的事了，这么好的校园，这么好的环境，就这么呆着也能呆出点品质来，更别说文化了。又去音乐厅，一座敦实的石头建筑，造型古雅，但细节却透出了肃穆，让人联想到庄严和神圣，能在这里听一场古典音乐多好，我想。谢元说，前几天，他和刘妍就是在这里举办音乐会的。我抬眼看他，满眼的羡慕。

走在路上，见一中国人东张西望，虽然也身著西装，但怎么看也觉得搭配的不对，仔细一想，并不是不对，而是他那付表情及姿态和西装没能协调好。见我们绷着一张脸就过来了，没说你好，上来就问：爱因斯坦上课的地方在哪？我看谢元，谢元摇摇头，说不清楚，我们也是来参观的。他也没说谢就颠了。我问了一句，你们是哪来的，他头也没回：北京。又问是做什么的，大学吗？他说中央某部。谢元又开始摇头：中国人为什么不懂礼呢？他说上次我们在纽约城，也遇见过这么个模样的官员，挺立在纽约街头，硬梗着脖子看着街景，一条短粗的小腿不停地“得色”着。看到我们也是没先问好就直接问路。事后，谢元一脸的疑问问我：王老师，我不明白，这人为什么大腿老是“得色”呢？我笑了，刻薄地说：从心理上分折，此人定然是一官僚，而且有一定的职位，中国官僚有一特征，每级官员均能从脸部看出，不同职务会有不同的脸，及不同的表情，分出上下等级，这叫职业化表情，因为他们的内心恨不得把职务的高低刻在脸上，以示高人一等。至于此君，我观其大小也是一局级，来到美国，内心开始茫然无措，因为他的级别表情在这里无人认领，对他是件痛苦的事，这是他的价值体现，也是他长期形成的习惯性表情，难以更改，于是崩溃;但多年在组织的培养下锤练出的钢铁意志又在暗自告他要坚决顶住，于是，他只能做到将表情一绷到底，而内心不受控制的紧张和惶然，又让他心在哆嗦，反应出来就是这种状态：不由自主的“得色”---这说明他的内心是极不自信的，但又不想让人看出。谢元闻之大乐，告我精辟，我则一本正经。

又来到校园不远处的街上，这里热闹了许多，神情都很闲适，象是一个悠闲的假日。谢元停车，忽然想起这里有一家CD店，专卖二手的古典CD，他有一位朋友每次来美国都会一头扎进，一呆就是一整天，他知道我也喜古典，就说，进去看看。      

一进去就傻眼了，若大的屋子全是堆集得密密麻麻的CD，我一个英语盲，如入大海一般不知何去何从。只能随便走到一地儿，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还是没法选择呀，只好让谢元帮我问售货员，莫札特的钢琴协奏曲全集哪有？他去问了回来说，人家也不知道，太多了，让自己找。我又糊涂了。谢元见状就问在我们一旁忙着翻碟的美国老人，他一听便兴奋了，和谢元滔滔不绝起来。而后，一俯身就钻进了桌子底下，他很胖，弯下腰都显得格外艰难，在一个大筐里翻检起来，不一会功夫就往上扔了几个大包装全集类的CD。一会儿，这位可爱的老人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和谢元又滔滔上了，他一直兴奋地指着这些CD。谢元给我翻译，我才知他帮我找到了由布伦德尔演奏的莫扎特钢协全集，他一再说这是大师弹的。我知道布伦德尔，他是位优雅派的大师，琴声颇有学者之风，象是在琴音中探寻学问，不属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俄罗斯学派的钢琴演奏家，但现在是莫扎特的作品，仔细一想布伦德尔也靠谱，莫扎特的曲子可以用优雅来演奏，若学者之风来演绎莫扎特一定别有韵味。我拿下了。他又举出一盒，我问是什么？他的发音让我听懂了，因为我听到了马勒和伯恩斯坦，我高声叫了起来，这是大好的东西，我几个月前刚买了一套，我说我要送谢元，我说谢元你必须听，“牛逼”得一塌糊涂，我说马勒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天赋具有尼采般的疯狂，再加上美国故世的大指挥伯恩斯坦的加盟，这叫天造之合，因为伯氏就是位“疯子”，他和同时代的卡拉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两人我都喜欢。接着，老人又向我推荐了一套勃拉姆斯全集，因为太多了，我没要，他一直摇头，表示可惜，现在想来，我真是应该听老人的话，我后悔了。我只是在老人的建议下，又拿了一套由各个不同的大师级人物指挥的柴可夫斯基。我很满足，甚至可以说是狂喜，在美国游历的尾声居然是在这里渡过的，太有意义了。我是超级的古典音乐发烧友。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只能是依依不舍地离去了，我很想在这里多呆会，因为有了引路人---那位热情的老人。谢元说，老人告诉他，他已在这里选了二十多年的CD了，他也是位狂热的音乐发烧友。我本该请教他，好好地挑些碟回家欣赏。

到了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谢元带我去换了票，服务员说的全是中文，当然也是华人，这才知这是专为国航提供的进机口，我事先设想的“恐慌”根本就是可笑的。时间还早，谢元说吃点东西吧，可以慢慢的等。我们找了一处感觉不错的位置坐下了。心想此行多亏了建国和谢元，居然做到了一路畅通。谢元电话响了，是建国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我再次告别，并叮嘱我别忘了那张余华说过的过境卡。放下电话，我心里是踏实的，因为自从到美国，我就一直记住了余华的交代，并注意到过关时，海关已将那张卡撕下，装订在了我的护照上，从那天起，本人就将护照贴身放着，那怕天热，也不敢轻易地脱下外套，因为那张卡我要“贴身”，并且，我会时不时地在晚上将护照取出，认真地检查一遍出境卡是否还在。

所以我踏实，它是会在的。后来实在没事干，就对谢元说，我拿出境卡看看，我是笑着说的，我还说，其实我知道它在，只是为了看看。

结果吓坏了---它居然真的不在了。我紧张了，忙不迭地在护照上翻找着，尽管是无望的，因为我还在相信我一直在“贴身”地保护它，它不可能不翼而飞。谢元一直在劝我，别急，慢慢找，但他的神情我看得出来，他也在紧张。我说你瞧这事，最小心谨慎的事反而出问题！这是最后一关，我居然出事了。谢元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向坐在旁边一桌的中国女孩走去，我听到他用华语问，出境卡重要吗？对方说当然重要。谢元又问如果找不到了呢？她们的说：哟，那可麻烦了，出不了美国了。

我脸色刷得一下白了。谢元回来坐下，看着我，想了会儿：会不会在换票时换票员拿走了呢？我说不会的，余华告我走时要交回海关。谢元又想了一下：还是去问问吧，也许呢？我心里想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肯定是要给海关的，怎么会在她们那呢！

我们到了换票处，看到有一块牌，写着中国民航，就上去问了。一位中年妇女，一副懒洋洋的表情，爱理不理的，眼皮也搭拉着，听我们说了，硬梆梆地甩出一句：我们收了。要在平时，遇见这么一张脸，我非要刺她两句不成，可现在心里只有大喜过望，我连声说谢谢，就象遇见救星似的。

虚惊一场。

终于到了和谢元告别的时候了。从4月11日抵美，到4月30日返回，历时九天，美国之行对我来说相当圆满。我们说好，5月中旬北京见，因为过几天他和刘妍也要回国了。

我登上了飞机，彻底踏实了。望着窗外的美国，我知道该向它挥手告别了。

再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