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建勋电话是从广东打来的,他是港人，却为了他的理想长时间地奔波于广东，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主且自强的电影院线。

   建勋在香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急先锋之一，也是一位政治态度激进的“新闻人物”--为了这一态度，从1989年始，他被禁进入大陆十多年，直到前年，才重返大陆。我是在那次他阔别大陆十多年后再次进京而认识他的。

    陈冠中来电话说，他有一位朋友来北京了，应该来见见。冠中没有再多说。我去了，在君悦酒店，当时还有张婉婷。后来我才知道，张婉婷的成名作就是建勋投的资，那时她刚从美国回来，两袖清风，拿着自己想拍的剧本，可没人愿意投，原因是太“艺术”。她找到了建勋，建勋看完剧本后当即拍板投钱，电影拍出来，票房大好，还得了一堆奖，所以至今她还称建勋为“董事长”。那时正是香港电影的盛世华章。

    我以为见到的会是一位港味很浓的“老板”，尽管在此之前我听说过关于他本人的许多“传奇”。结果见到的是位再普通不过的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强调了知识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话题都是在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产业面前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他来是为了寻找项目的，而且必须是自己有兴趣的。他说，香港电影衰落后，他已然丧失了对香港电影的希望，“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理由说服自己再搞电影，”现在他认为，中国电影的希望在大陆。他一直在强调“中国”和“民族”这个概念，我这才知道他是如此地热爱他隶属的民族，他爱中华。

    冠中说我有几个小制作电影的案子，我这才明白，冠中叫我来的真正目的：他是在不事张扬地帮我，心里很是感动。这就是我的朋友冠中，他帮了无数的人，在其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目的，别人的好，他看着是高兴的。

    我和建勋相言甚欢，我们显然特别谈得来，临了，建勋说，你把你的故事提纲发过来吧，我看看再说。

    我发过去了。很快就有了消息，他说，这些故事我全要。他的效率是惊人的，我甚至还来不及准备。我看得出来，他是信任我的。很快我及我的编剧们就和公司签了合同，大家分头开始工作。并且有了两个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的完成剧本，其中有一部是编剧根据我的构思写就的，是关于民工的故事。建勋喜欢，而且让他兴奋，他说他一直在关心中国的民工问题，他说他们是需要温暖和关怀的，我们不谋而合。我们都有悲悯之心，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要有与生俱来的悲悯之情怀的。

   但出现了一些意外，项目只能暂且搁浅，现在意外排除了，我们又要扬帆启航了。

   建勋在电话里说，罗启瑞、张婉婷也在广东和他聊剧本，“你也来吧，”他说，我在广东脱不了身，你们来广东吧，我们该动了。我说，等我美国回来再去广东。建勋在电话里说到了徐克，他的一位无话不谈肝胆相照的老朋友，说到他，是因为我的一次“多嘴”，我说，我总觉得徐克可能对我有误会，我说了我猜测的一些情况。建勋的表情渐渐地严肃了起来：你们两人都是有才华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中间有问题，我什么话都能对老徐说，我得搞清楚怎么回事，这不好。这就是建勋，既是一位典型的老顽童，又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

    他果然给徐克说了，建勋说，老徐听了很惊讶，他不明白这一是非从何而来？他认为在中国电影圈有我这样一个人是难得的，他很喜欢我。建勋甚至在电话里说：是谁在制造是非？把他揪出来。建勋是认真的人。我知道这是误会，我也知道我真的是非常欣赏和敬重徐克，不仅仅是他的电影，还有他这个人。他也是建勋介绍我认识的。建勋说，我觉得你们两人有种东西很像，你们应当认识，你们应当合作。

    徐克那天出现在建勋住的饭店时，我就注意到他的那双眼睛与众不同，透着智慧，透着机灵，也透着一股子顽童的俏皮，他穿着过于随意，就像他这个人，完全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浪人”，但你会一眼就记住他，因为他模样的特别，有点卡通人的意思，但聪明绝顶，给人印象深刻。我们那天聊得是中国电影，和他正在剪的《七剑》。谈得很愉快，好象一下子就成了相识多年的老朋友，那次聊天出现最多的语词是“中国”“民族”，当时我就在想，他们是港人，可他们似乎比国人更有民族情怀？我暗自感叹。我记住了这次的晤会，我也记住了这位朋友。所以我不愿出现“误会”，因为我们天然地是同类人。

    这批电影，我和建勋都属意用年轻人，我们希望发现一批真正有才华的人，这种设想很大胆，但我们都没兴趣找“腕儿”。我的编剧队伍就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我希望发现更多的有潜质的年轻人，给他们机会。建勋在广东建立地方院线就是为了繁荣我们的民族电影，他很辛苦，但那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在所不惜。院线一旦建成，起码我们的小成本电影就有了一个出口，这类有思考的电影不能就这样被商业大潮所淹没，电影也需要关注民间疾苦，需要关注时代的流向和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坚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