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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实证走向一个从沉重走向阳光的精神历程(2)

(2006-03-01 11:44:51)
中国电影的实证走向:
一个从沉重走向阳光的精神历程(1)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中,这种责任的认同是要经受自我悟化阵痛的,你选择什么?你如何选择?而你最终选择确认的题材,是否出於功利?是否出於个人艺术的自负?又是否出於某种任务?任何作为艺术的作品,都是精神产品,它给予人们的决非是一般的情节表述,更不是图解某种任务的宣传画,它终要对给予的人们以心灵的触摸,如果可以达到心灵触摸了,那时人们心灵的感染是最知道疼痒的,否则何以谓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最大的功能,就是安抚人们的心灵,即给人们内心以安慰。
    导演陈凯歌说:“电影如宗教,是给人精神安慰的教堂。”他的这种认定,说明电影最终面对的大众,其表达的作品,就是要给人们以精神安慰的。精神安慰是内化的,很柔和而具有潜依默化的亲合力或者说亲近感,这种亲合与亲近能触摸到人的内心。并在交汇的情感深处,找到令人精神迷恋的动因。可见,剧作确认题材并不在於它有多巨大多重要多么了不起,而在於它到底有多纯朴多普通多么不起眼。
    陈凯歌出洋十年有余,他远漂异国他寻找到了什么法宝?他的近作《和他在一起》,是他第一次与国人的合作之作,在国内开拍初始,并没有引起传媒的关注,不像他的大制作《荆柯刺秦王》那么惹人招眼。陈凯歌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以博览群书为主趣的学问人,他的家庭遭遇和个人经历,给他成长的那个年代打下了至深的烙印。所以,那种艺术批判的忧患意识强烈得要命,《黄土地》体现的深刻性,纵情的张扬於天下。以后的几部作品也贯穿了这种深沉,历史的责任感那么沉重,正如张艺谋的《红高梁》、《活着》一样的沉重。陈凯歌这位学问人,用作家电影表述了自己对中国这个特定世界的看法,正如纸媒体评介:“这位中国的扛鼎式人物的内心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正付诸行动中。近几年来陈凯歌在国内低调得近乎隐居,他的《和他在一起》事先从未受到过媒体的重视,人们几乎认定它是陈凯歌的一部游戏之作。”后来怎样?当这部影片“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广受好评,媒体才突然和民众走在一起,喜欢上这个原被斥为浅薄的片子。”
    陈凯歌“三年潜思”,从门槛外“重新审视中国影坛”。他三年潜思了些什么?面对当下的中国影坛,他又重新审视了些什么?


    《和你在一起》是否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从陈凯歌的创作时间表找依据,恰好是这部片子出品的潜思期。从这部作品的本体价值追索,你会发觉他是从艺术的神圣殿堂走进了平民的心灵教堂。这是否正是他三年潜思的悟化?或者说中国影坛面对平民文化精神世界已面临必然的变革?都是的。
    剧作的始发站,是人类心灵真实表达的起点,它关照人性历程中的生命速度和生活节奏,那是极普通又简单的心理反射,无须任何的包装和装璜。这种关照是极真实的,如同田径运动员的长短跑一样,全靠自我体能的调节。人生就如同长短跑,任何人的自我都是可贵的,只不过价值有异同罢了。所以,人们的自尊、自重和自爱以及人们的情感互动关照,在当下的中国将是大众心态处在十分活跃的浮燥期和需要经历时代变革的阵痛才能走向稳定。
其实,任何普通的人,更需要心灵情感的慰藉,都需要沟通和理解,更需要被电影人所关注。物质财富永远无法替代人们自身所拥有的精神财富,当人们需要情感沟通和相互理解时,人们所固有的人格力量,将会像涓涓溪水那样,自然的甜蜜的流进人们的心田。
    剧作的触模需要心灵价值的平等,无论编剧还是导演,你没有真心实意的去理解客观生活,你纵使招术万千,也无法确立人性优化的题材直到剧本。你只有首先理解了客观的生活本质,你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电影步入为普通人服务的创作流中去。无论什么年代,也无论是何种时代的环境,普通人的生活流总是如同长江流水、永无停止,它的奔流、伏起、涨落、宽容、激涌,那都是永恒不变的定律,它不会超越时空、超越固有的自然法则,人生旅途大凡普罗大众皆如此。
    人们所关心的仍将是生存,人们大多总是在失望中追索希望,在不尽的希望中平复失望带来的困惑、不安和焦虑。这种清理需要人们彼此的沟通,同样毫无例外的需要作为精神产品的电影或电视生产的剧情片,甚至纪录片带来的人性沟通,这种人性沟通的重要性在於心灵互动与互补,是银屏定位带有推展性的心灵沟通的互动与互补。可见其视觉价值的潜在的触动力有多大的震憾作用。


    人的个性是需要自由表达的,这种表达,它首先期望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特别尖锐的审视态度,进而才有可能具备公民的权益表达意识。它必然体现了公民自由表达在精神上的自在和自为。它并不违背作为个体人的公民权利与国家公益利益的一致。陈凯歌说:“我觉得这就是公民真的有权利表达他们自己的表现,是精神上的自由表达。”他进而感触很深的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让我受到心灵的震动,我们一下子想到了我们的电影,电影该在怎样的精神环境下,才有创造力。”
    其实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审视态度是非常不够的,正如陈凯歌所体察到的那样,西方人是特别自省的。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却滋养了“模仿传统”的沉迷,这种沉迷之害就在於执著的自我模仿而总跳不出固有的误区,那借鉴和更新却游离於人本主体之外。中国的开放之所以没有达到真正的开放,其实就在於固有意识的自闭进而缺少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它不仅仅是体制机制需要悟化而进行的一个突破自闭与狭隘的变革历程,也是电影从业人需要突破的一个自我悟化和开启心灵的历程。作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与作为普通人的大众,他们之间已不是什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也不是受体认识与被受体认识的关系,而是一个朴素表达故事的人与倾听故事的人的平等关系。这是一种十分贴近的具有亲合力与亲近感的互动沟通式的情感交流关系。这种诉诸形象思维的方式是中国影坛在新时代所要着重探求的互动表述情感和共享情感快慰的新课题。


    完善人性的自尊、自重和自爱,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的作用,是通过画面表达普罗大众最喜欢的那种形式。
    陈凯歌作为电影从业人士,他经历了将近十年的磨合与阵痛,他目前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令众多同代同龄同业人刮目相看。
    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是一种同类的体现,而《幸福时光》才逐步从沉重走向阳光,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陈凯歌没有张艺谋走得那么快,但他从异国的体验中,同样看到了中国人的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所要改善的方向。所以,当《和他在一起》问世以后,这种心灵的震抖所引发出的成熟,明确的告诉我们:从生命本质体现中国人,太需要亮色作品的滋润了。因为,这正是众多普通中国人心底的原声。
    陈凯歌进而自述:“我们太习惯於一些沉痛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电影中简直极少从生命本质里来的亮色。不是生硬宣扬一种主旨,而是宣扬阳光下的生命——那种快乐,那种普通的能够被常人接受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有时却受到了我们知识分子的藐视。这就是我主要的态度,我的观点。”
    这是切实需要有志於改善百姓观念的最重要的开始,而先从剧作入手,是确实首要的。我一直认为,没有过时的题材,只有过时的观念。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不会无动於衷,但触动了赋予生命意义的生活本质了么?告别沉重和痛苦才会有生命中最亮丽的体现,这是作为人最渴望的阳光。
    在生活中,生命交炽的原创在於最常见最普通的情感交流产生的人格价值;在生活中,人们发自内心的快乐无处不在,那是作为人类灵性原本最真诚最纯正的思想价值,发生了交感。
   所以,我们呼唤人们心灵的人性互动,进而呼唤电影从业人的自省与自悟。

                                                 2002年10月3日於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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