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谦让

        岳书璠老师走了。八十六岁的高龄，饱经病痛的折磨（糖尿病晚期等多种疾病），在近两年的昏睡中离去。

与岳老师相识是在青海祁连山的一个小山沟里，他是土耳其文班教员，我是意大利文班的学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岳老师高大魁梧，衣冠整洁，说话慢声细语。无论对领导干部，还是对普通的战士学员，他都是彬彬有礼，谈吐温雅。在“文革”那个荒诞年代，他（三十多岁）略有稀疏的头发始终梳理得纹丝不乱，泛发着乌黑的光泽。皮鞋也擦得铮亮，光可照人。他的胡须很重，经常能看到他用一个成人手掌大的电动机器在脸上滚动，运转的噪声很大。我当时才16岁，就问岳老师那是什么东西。岳老师告诉我，那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电动剃须刀。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样的装备确实让我感到新奇。

岳老师是在苏联是通过俄语学习的土耳其，而且两种语言的水平都非常高。都说名师出高徒，他所带的学员文字功底扎实，水平提高很快，在后来的工作中起到了单位顶梁柱的作用，岳老师所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在这批学员毕业时，他组织同学翻译了一组文章，名字叫《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译文无论在情节描述上，还是在文字用词上，都是精品。我是当作小说来阅读的，从中获益匪浅。

参加工作后，我曾担任处里的业务参谋，有一次上级通知统计工作人员的学历。我惊奇地发现，在大专都算高学历的年代，岳老师竟然是五十年代初期苏联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学历，表格上也没有，无法登记。后来科研单位恢复了技术职称，岳老师被评为译审，这是最高的技术职务。1990年，国务院给高层次专业技术和高技能人才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岳老师是当之无愧的获得者。随着工作的发展，考虑到个人水平和在工作中做出贡献，也是为后人树立学习榜样，单位评出了“八大译审”。这八位同志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绝对是过硬的权威人物。在这八大译审中，岳书璠的名字名列榜首。有一年岳老师年翻译字数超过了百万字，不仅量多，而且质优，上级给他记个人二等功。百万字是什么概念，一部《红楼梦》才70多万字，就是一个人抄写一年的汉字，也很难达到的数量。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对外交往非常少，小语种的教材、工具书非常稀缺，甚至说根本没有。岳老师教授土耳其语时只能翻译俄文教材，使用《土俄字典》。据说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由一些同志负责编写如高棉语、普什图语等稀少语种的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的同志讲，过了三、四十年后，先后有几个颤颤巍巍的老同志拿着词典手稿找到商务印书馆，印书馆的同志费尽心力才找到当年总理的批示和所签署的合同，感叹这些老同志是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兢兢业业地完成总理的嘱托。为出版《土汉字典》，岳老师不顾年老体病忘我工作，去印书馆、洛阳外院等单位联系，取得了多方面的支持。他带着自己的学生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该字典的编撰与出版。这在业界应该是个奇迹，如果说此项工作填补了建国以来国家的一个空白，一点也不为过。岳老师是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量，把字典的编撰工作推向了正轨，实现了他的一个夙愿。

由于在高原生活的艰辛，特别是多年在一线值夜班的辛劳，随着年龄的增长，岳老师的身体越来越差。糖尿病并发症也非常严重，身体消瘦，双目几乎失明。在单位解决几次经济适用房时，他都放弃了。按照他的级别、军龄和资历，他完全是可以优先挑选的。直到2012年，他年近80高龄，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决定要房子，但却低调地选择了小户型。考虑到的身体情况，他选择了条件较差的一层。然而同时有一位70年代入伍同志的爱人瘫痪在床，为了生活方便也希望要一层，因此去找到岳老师商量。领导和很多同志都劝岳老师，不要再谦让了，这毕竟是人生最后一次选择，而且要在这里度过余生。选房那天，岳老师安静地坐在一边，特别淡定。当签字开始后，排在第一位的岳老师签了二层的房子，把一层让了出来。感动那位同志一再向岳老师致谢。在场负责分房的副局长也很激动，提议大家为岳老师鼓掌，表达敬佩之情。我们这些岳老师的学生不但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心里还多了一份酸楚。在涉及最大个人利益的时刻，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岳老师选择了为他人着想，选择了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他人。他选择了高尚。

岳书璠老师走了，一代语言专家离开了我们。他选择了党的一项崇高的事业，那就是选择了做一辈子无名英雄。

岳老师一路走好，相信你一生问心无愧，受人崇敬。

2022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