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无需通过某种“结论”才获得意义，对话本身就是价值，它有促进交往、提高人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动性，增加相互之间的团结和认同等政治意义。阿伦特认为，这种对话最适合于朋友之间，且事实上也经常发生于朋友之间。“实际上，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类朋友间共同的谈论建立起来的。通过相互间的谈论交流，他们变得更为接近。这不仅会形成某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这种表达方式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扩大，最终开始营造成一个由友情分享的小世界。”[i]

阿伦特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友谊具有政治意义。友谊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平等，它使得共同体中的人变得平等。这是政治领域的平等化力量（经济领域的平等化力量是交换和金钱）。但友谊中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朋友之间变得彼此相同、没有差别，而是说他们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一起建立的共同体——中成为平等的伙伴。共同体是由友谊来实现的，或者是由“平等化”实现的，但是平等化依然包含了竞争和差异，不等于千人一面。

柏拉图认为共同体的黏合剂是正义，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友谊。阿伦特说：“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友谊要高于正义，正义已经不再是朋友间必不可少的条件了。[ii] 对此，多兰的解释是：“正义要求人们服从那些超越了任何个体关系的普遍法则，而友谊不同。友谊意味着透彻地谈论某种事物以便达到意见的真理，它不产生固定的结果，包含了给予和获得。坦诚透彻的交谈对于友谊而言已经足够了。”[iii] 依据我的理解，正义和友谊的关系是：没有正义的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友谊；既然已经有了友谊，自然正义已包含其中。没有正义不可能有友谊，但有了正义不见得就有友谊。正义关涉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友谊则关涉更紧密的人际关系。阿伦特的解释：“友谊之中的政治因素，即在真诚的对话中，朋友们各自都能理解对方所包涵的真理”，[iv] “朋友不是普通人，一个朋友应该知道，那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是如何并且是以何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对方眼中的。”[v] 友谊意味着我能够理解你视野中的世界，理解世界是通过何种方式呈现给你。这种关系类似于“知己”：你知道我是怎么想、怎么看世界的，你因此也知道世界呈现在我的眼中是什么样的。

正因为这样，阿伦特是从政治思想的代表性角度看待友谊的，并认为友谊是一种政治美德。从伙伴（朋友）的角度看世界、设身处地地站在朋友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朋友之间的理解，是一种卓越的政治能力。政治家的美德就在于“把尽可能最大数目和最多种类的现实情况作如下的理解：它们是在向公民们各不相同的观点展现自身，这不是主观的理解，主观的理解当然存在，但在此却与我们无关。”[vi] 这种美德就是代表性或代表能力，也就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世界，知道世界是如何向别人呈现的，知道造成差异的原因是观察世界的角度和立场的不同。与此同时，阿伦特认为，友谊或政治代表性使得公民各种观点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而且这种沟通使得整个世界的“共同之处”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哲学家的政治职能就是帮助建立这类“共同的世界”，这类世界是建立在对友谊的理解上的，其中无需统治者。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是“助产婆”而不是“哲学王”。多兰对此的解释是：“政治家的杰出美德是理解现实——不是主观的现实，而是把自己向着各种各样的公民意见开放的那个现实——的无穷可能性和变化，这种美德也表现为能够在公民之间进行交流，以便这个世界的共同性得以呈现。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家只对自己的观点感兴趣，而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则在他人的视野中确立和测试自己的视野。这个具有多元视野的哲学家正好和充满差异的全体公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verse citizenry）是一致的，它是民主优先的。”[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