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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与中国的躺平现象

(2023-02-28 22:16:56)

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与中国的躺平现象

 

陶东风

 

1在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知识的跨国旅行在所难免。不但中国传统知识在西方的介绍与传播常常可以激活西方思想家对自己社会的创造性思考和发现,西方的现代知识更已成为中国学者发现和诊断中国问题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箱。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之中西方文化和理论的“互鉴”。

在思考“互鉴”问题时,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这个术语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联袂而行。它产生于吉尔兹本人丰富的民族志研究以及田野作业,以特殊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挑战了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人类学知识构造。普遍主义人类学的宗旨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而吉尔兹的特殊主义的人类学或诠释人类学,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知识之间的差异性,致力于发现西方知识之外丰富多彩的“地域性”知识。诠释人类学强调:任何科学共同体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一种局域性的情境之中,带有历史的成见。于是,描述知识生产的特定历史情境,意识到导源于这种情境中的知识效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情境之中生成并且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应该着眼于其得以形成的具体情境条件以及源于这种条件的效度。

当我们援引西方知识来发现和解释中国问题时,上述警示显得尤为重要。从晚清、五四时代开始,借助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种问题,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潮流和倾向。但这样做的一个可能后果,是用西方理论、特别是以反思现代性为特征的西方批判理论,来强制阐释乃至粗暴宰割中国的经验。

我以为,目前学界对于当下社会文化热点现象躺平的讨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2在时下分析“躺平”(还有稍稍早于躺平的“佛系”)等现象的文章中,使用得比较多的理论资源无非两种,一种是西方的现代性反思/批判理论,比如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批判理论、低欲望社会理论(参见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社会加速与新异化理论(参见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尔.哈特)、倦怠社会理论(参见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慢生活理论(参见卢茨·科普尼克在《慢下来 :走向当代美学》),优级制暴政”/贤能主义暴政(Meritocracy)理论(见桑德尔的《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也可翻译贤能的暴政,英文版20209月),等等。这些理论尽管存在内部差异,但其共同点是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主义、进步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另一种是中国老庄、禅宗的前现代思想资源(无为而治、淡泊逍遥、出世退隐)。这里我要分析的是前者,我选择的主要是罗萨的社会加速与新异化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主将哈特穆特.罗萨在他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等书中提出了“社会加速理论”。国内不少学者将之运用于对躺平现象的分析,认为躺平乃是对加速社会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认为“躺平现象”是当下中国青年一代对罗萨所描述的加速这一现代社会支配性时间规范的反抗,“躺平的身体是加速社会中忽然停滞与静止的身体,它似乎以身体化的姿态宣告了对于社会化拒绝。”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确实是加速,从科技创新加速到社会变迁加速、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加速,加速看起来确乎是当代人十分真切的感受。其中有些加速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科技创新的加速可以说将整个现代世界都卷入其中。因此这本书对于我们诊断、分析中国的躺平现象无疑具有启发性。但同时必须指出:在当下中国,对所谓“时间体制”产生支配性影响的因素不完全与西方相同,支配时间的不只是科技创新逻辑、经济发展逻辑或资本运转逻辑,而且还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逻辑。同样,中国当代青年选择躺平的深层原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加速”能够概括的。

首先,就躺平与竞争的关系看,躺平表面看来就是退出竞争、不求发展,从而摆脱加速的逻辑。如果我们不是停留于似是而非的人类天性解释(喜欢退出竞争是人类的天性,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在),而是追问当下中国躺平这种人生姿态的具体社会文化原因,我们就必须深入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退出竞争,他们退出的到底是什么样竞争。在罗萨的分析框架中,西方社会的加速动力中的第一个就是竞争。“一般的社会加速,以及特别是科技加速,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后果。”(《新异化的诞生》,第31页)结合上下文可知,罗萨说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竞争,显然是公平正义的自由竞争。罗萨指出,所有社会都有自己分配资源、物产、财富、乃至特权、地位、社会身份的标准。在前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常见的分配模式,是“由团体归属所预先决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生而为王、为农夫、或为骑士,那么这个人所会获得的承认,所能够使用的特权、权利,以及财货,一出生就或多或少被决定好了。”(《新异化的诞生》,第31页)这种前现代的等级化分配原则,其实我们一点也不陌生(从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到现在的“官二代”,都是由他们的“团体归属”预先决定的)。改革开放的进步性标志之一,就是要告别这种以“团体归属”定终身的等级制,但这个告别的过程是漫长的。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它扭曲了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竞争环境,阻碍了中国进入一个符合公平正义之竞争原则的现代社会——因为这种前现代的等级制就是被政治现代化打破的。正如罗萨说的,从现代性的观点出发,这种前现代的分配方式既没有效率,更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参见《新异化的诞生》,第31页)身份等级制度打破后,才有了自由竞争,“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新异化的诞生》,第32页)这里的“竞争”指的显然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竞争。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如竞选)、科学(如教授职位的晋升和科研项目的获得)、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教育程度、工作地位、收入、炫耀性消费、子女的成就,乃至于婚姻于人脉的获得和维持,这一切无不是在竞争。”(《新异化的诞生》,第32页) 换言之,“人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占据的位置,已经不是按照出身来预先决定的,在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的竞争协商。”(《新异化的诞生》,第33页)很显然,罗萨笔下作为现代社会加速动力的竞争,在我们这里正是需要争取而没有充分实现的制度环境,它当然不可能是中国式躺平的原因。就我所知,很多选择躺平的中国年轻一代并不反感和拒绝竞争本身,而是反感和拒绝中国式的不公平、不公正“竞争”,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有人用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对于“优级制/主义”的批判来分析躺平现象,认为对于躺平主义者来说,躺平是“对今日社会主流体制‘优绩制’的抵抗。”这个观点与把竞争不加分辨地视作躺平的原因一样忽视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优级制或所谓贤能主义,是与以出身为基础的前现代等级制不同的社会升迁机制,其核心是让那些勤奋而又受过良好教育、才华出众的人获得升迁的机会。我们一直以来争取、但到现在还没有充分实现的,不就是它吗?至于说到优级制也会造成两极分化,这或许是西方国家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桑德尔《优级制的暴政》所要批判的主要问题,但却不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情况或许正好相反:因为没有优级制,没有公平竞争,所以很多人才不得已选择了躺平。西方发达国家确实也有大量对于加速社会的反思,对低欲望社会、慢生活或躺平的向往,因为即使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也有一些人不愿意为了获得地位和财富而过高度紧张的生活,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前现代的等级制剥夺了他发展的可能性。

3罗萨还分析了西方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无意义、无方向感,一种忙忙碌碌又“原地踏步”的感觉,“无头苍蝇般‘狂乱的’变化”(《新异化的诞生》,第54页),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罗萨指出,一般讲到有方向的动态变迁,是指变迁的各个阶段结集成一个成长的、进步的历史叙事/故事;而“原地踏步”或“无头苍蝇般的狂乱变化”,则是因为各种变化纷至沓来又没有意义、方向和相互联系。这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人都能体验到的所谓“抓狂”。但中国和西方的情况仍然不同:西方社会的“原地踏步”被罗萨称之为“结构惰性”“文化惰性”:(民主自由的)历史已经终结,变化只是表象。 “古典”现代性时期确立的那套制度、规范,到了“晚期”现代性阶段停止不变了,“人们体验到文化已经从有目标方向的变迁(进程),转变成狂乱片段的单纯改变。”(《新异化的诞生》,第54-55页)但我们的情况是:罗萨所谓的“古典现代性”还没有实现,社会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又何来历史的“终结”?我们不是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标,然后陷入了变化无穷又没有进步的状态(“疾速的静止状态”)。我们的加速变化之所以不再是一个连贯的有意义的“进步叙事”,原因不是这个叙事完成了,而是这个叙事遇到了阻力。我们的变化本来是“有方向感的”,但是这个有方向感的进程中断了,于是才陷入了无头苍蝇般的“疾速的静止状态”。我们感到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又极度空虚无聊,原因不是我们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而是我们被迫在与我们的目标相反的方向上连滚带爬、疲于奔命、手忙脚乱。

我们的很多“抓狂”“无头苍蝇”般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源于中国特色的加速。我们的大量时间浪费在大量无谓的琐事上。事实上,很多领域不但没有加速,而且在减速——中国特色的减速。比如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的审批、经费的报销等等,程序越来越复杂、速度越来越慢。凡权力任性之处,社会发展的速度无不受到严重制约甚至停滞不前。这恰恰是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或其他西方社会批判理论无法解释的。

3现代性的承诺本来包含了个体自由和自主性。甚至可以说,自主性观念是现代性规划的核心:“我们身为主体,不应让我们无法控制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预先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不论是国王还是教会,还是在家庭里,政治领域里,职业生涯里,艺术、文化、宗教里,都不该如此。这一切都应该交回到个人手里。”(《新异化的诞生》,第106页)在罗萨看来,个人获得自主性的过程与社会加速至少理论上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个体若要实现自主性,必须得超越稳固不变的社会秩序,不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以及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终身固定下来,也不要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再生产下去。”(《新异化的诞生》,第108页)只有打破固化的社会等级才能有公平竞争,而后者恰好就是加速社会的动力。但罗萨认为事实不是如此,社会加速发展有助于增强自主性这个信念在西方破灭了,原因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条件和游戏规则不是自己规定的,人们好像有很多自主性,但其貌似自愿的选择常常是不由自主的。这就是穆萨所谓的加速社会的异化,这是一种“我们所做的事情(即便是我们自愿做的)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事的状态”(《新异化的诞生》第127页)。比如,我想写我的书,但实际上我没有写,我的时间都用来看电视或处理邮件了。这里我不想纠缠于到底如何鉴别“真正想之事”和“实际做之事”的差别(我认为无法区分。一个人因为看世界杯而耽误了写论文,然后又说自己其实不想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十足的矫情),我只想指出:罗萨也承认这种“不得不做”之事尽管不是自己想做的,但毕竟不是被逼的。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就没有“自愿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奢侈,因为我们的苦恼是我们是被迫去做大量不想做的事情。尽管都是做不想做的事情,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这个差别不可谓不大。以高校青年教师为例。这个被称之为“青椒”的群体或许是中国最为焦虑的群体之一,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特色的科研量化考核制度(把考核、职称晋升等与论文的数量、刊物的等级、项目的数量与级别、获奖的数量与级别等等紧密而机械地捆绑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西方高校的教师会有同样性质的焦虑。

总之,如果说加速就是单位时间内要处理的事情、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多,情感和经验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变化的频率越来越快,那么,在当下中国,导致加速的很多因素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正是这些中国特色的“加速”导致了中国特色的时间焦虑,致使很多人选择了躺平或者希望躺平而不得(近年来总听到高校教师抱怨日子过得艰难,有些甚至发出的“退出学术界”的声明,但他们很少将矛头对准罗萨意义上的“加速”)。

由于西方的现代性反思有其自己的语境,而中国的现代境遇、现代化道路和西方国家又差别很大,所以不加反思地运用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或其他西方的现代性反思理论,可能会忽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走向抽象的(脱离中国国情的)现代性批判。中国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所有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包括“佛系”“内卷”“躺平”等网络流行语及其传达的重要信息,都必须纳入深入的社会分析尤其是制度分析才能抓住要害,准确揭示其内涵,并给出具体而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恰恰是这个人文社会科学有效知识生产的基本条件尚待争取,于是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将整个“现代性”推到审判席上进行审判。有些指责“躺平”者沉溺于幻想的论者振振有词地写道:“人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义务,无论你躺或者不躺,它都在那里;每个月的房租、房贷、水电费等,无论你躺或不躺,它也在那里。‘躺平’,并不能消解生活的困难,它所提供的只不过是逃避真实生活时的快意和心灵慰藉。” [1] 需要追问的是:造成房租、房贷等“实际问题”的难道仅仅是年轻人奋斗不够、吃苦耐劳精神不够吗?中华民族素以吃苦耐劳著称,这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了这种精神?在我看来,回避分析高房价背后的复杂社会原因,而诉诸于所谓“人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说法本身就逻辑不通,人的责任和义务并非“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而是历史和文化建构的社会属性),是避重就轻,也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

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不会有什么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2期】



[1] 陈兆平:《“内卷”和“躺平”:网络热词的情感表达》,《国家电网报》,2021611日,第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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