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自由的平衡：作为治理艺术的疫情防控

    陶东风

1、疫情防控所遭遇的是两个（在绝对的意义上）不可兼得之善/好之间的两难选择：（生命）安全与自由。单独看，安全和自由无疑都是正面价值，都是善/好；但在防疫的特殊语境中，它们变成了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要安全就必须牺牲（不同程度的）自由，要自由就必定（不同程度地）危及安全。

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简单化地断定安全更重要还是自由更重要，而是要基于对病毒的科学认知，借助大数据技术支撑的统计学方法，制定兼顾安全和自由的“妥协”方案，其核心是在安全和自由两种价值之间达成最佳平衡，将其敌对程度、相互伤害的程度降到最低。这个时候任何走极端的做法，如只要安全不顾自由，将人——从确诊到疑似到密接次密接次次密接无限扩大——彻底封控起来；或者只要自由不顾安全，彻底放任不管，都是不可取的。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对病毒的特征、特别是致死率、传染性在人口层面进行科学研判（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学完全可以做到这点），进而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可以说，防疫就是寻找平衡点的艺术。对病毒特征的把握至关重要。像刚刚爆发时期的新冠肺炎病毒及其第一代变体Delta病毒，都有相当高的致死率，对此采取限制社交乃至暂时封控管理（包括封城）等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否则死亡率将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但对于多次变异之后低致死率、高传染性的病毒，如果动辄封区、封城，不但效率底下、成本巨大，而且没有意义、难以达到。如果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追求“清零”目标，必然导致两个可怕的结果：（1）、人际交往彻底终止，人的自由彻底丧；（2）经济、商业活动几乎终止，国家很快陷入经济崩溃。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低致死率、高传染性病毒采取简单化的封控措施，如果趋于极端，即使在生命安全的目标上也会走向反面，其次生灾害造成的死亡率（包括120急救车因封控而不能及时赶到、医院因病人没有核酸阴性证明而拒绝救治危重病人、因无法忍受长期封闭、精神失常或自杀等等）远高于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

2、按照福柯的国家治理和生命政治理论，对于疫情的处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模式：刑法模式、规训模式、安全配置模式。第一种模式的典型是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处理，通过刑法对感染者通过简单排斥方式将其强制分隔、单独禁闭。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主权”高于一切，主权者无所不能；第二种的代表是16-17世纪对于鼠疫的处理，属于针对个体身体的规训技术：对个体身体进行网格化的严密控制。“这些鼠疫规章将遭遇鼠疫的地区和城市严格地划分成格子，并且指示什么时间能出去，在家里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吃什么样的食物，不得有某种类型的接触，要求他们在巡视员面前现身，并且为巡视员打开自家大门。”（福柯《安全、领土、人口》，第8页）规训模式倾向于控制一切，显得僵化而缺少灵活性。如福柯所言，“规训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划定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其权力和权力机制充分运转，没有限制”。（《安全、领土、人口》，第35页）18世纪的天花和疫苗接种实践则属于第三章即安全模式，其要害在于控制感染人数、比率、死亡率、后果、风险、对人口的影响和后果，它是在人口而不是个体层面运作的，其所依赖的是统计学的知识和方法。这种模式“不再是对麻风病的排斥，或者针对鼠疫的隔离，而是试图阻止流行病或地方病的传染问题和医学运动。”（福柯《安全、领土、人口》第8页）不是简单的清除或封控，不是在允许和禁止之间进行二元划分，而是着眼于概率统计和成本计算，确立最合适的平均率。它考虑的是整个人口层次（而非个人层次）的安全问题，把疫情掌握在总体可控的范围。这是一种调控的技术，其背后的哲学假设是：恶——不管是人性中的恶，还是病毒这样的“恶”，都是自然现象，不可能被根除，而应该作为事实被承认，对之只能加以引导、调节而不可能彻底清除。福柯还曾经以犯罪为例指出，从安全配置角度看，“问题基本上会是如何将一种类型的犯罪，比如盗窃，保持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可接受的限度以内，并且，对一个给定的正常运行的社会来说，在某个平均值附近将被视为最合适。”（福柯《安全、领土、人口》，第4页）这是在整个国家人口的层面对犯罪进行调控（调节技术）。“在现实要素中的这种调整就是安全配置的基本内容。”（《安全、领域、人口》，第37页）安全模式承认现实、尊重现实、引导现实，它不仅是一种流行病的治理方法，而且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政治经济和组织原则，“在这里，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都参与进来”。（《安全、领域、人口》，第37页）

窃以为，今天的疫情防控应该归属于人口层面的治理行为，它应该遵循的是福柯意义上的安全配置模式，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在准确研判病毒的感染率、致死率、传染性的基础上对其在人口层面的安全威胁做出科学研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灵活调控，其核心是在保护生命安全、保障经济发展、维护人的自由等方面找到最佳平衡点。

3、尽管安全和自由都是正价值，但不同文明对于两者的价值权重是有差异的：有些民族更看重安全，有些民族更看重自由（不自由勿宁死，阿甘本在这次疫情中发表的多篇文章和访谈充分体现了这个价值偏好）。这样，不同国家采取的或偏向于安全，或偏向于自由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差异可能是造成不同文明圈采取不同防疫措施的深层文化原因（当然，完全无视安全或完全无视自由的防疫模式基本上不存在）。很多美国公民强烈反对戴口罩，因为这个做法与其信奉的新教传统相冲突，印度人为了参加恒河的一个重大节庆活动几万人不戴口罩聚集。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感染乃至死亡的可能性，但他们的文化传统认为有一种价值比生命更高。也有一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在生命和自由的价值排序中更看重生命，因此更多地采取了各种限制自由的措施。这种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偏好采取或偏向生命或偏向自由的防疫措施，只要是在信息充分公开、平等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就都具有合法性，都无可厚非，很难轻易判断其高下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