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一个公共领域萎缩、公共交往终止的政治衰败时代，往往一方面出现大量的犯罪（恰如今天的贪污堕落、黑社会泛滥、坑蒙拐骗等等），另一方面出现没有公共意义、只有宗教意义的行善者（恰如今天的基督徒数量剧增）。它们都意味着人际之间共在关系的丧失，意味着呈现和展示自己独特性的可能性和冲动的丧失，意味着公共政治的坏死。这个时代的人们或者无恶不作，热衷于犯罪；或者退出公共领域，独善其身，默默行善以求宗教意义上的得救。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有一段话：

 “通过言说和行动，人们表明的是他们是谁（who they are），积极地展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并在人的世界呈现自己。而他们的身体/生理身份（physical identity）不需要其独特的形体（the shape of the body）和声音（sound of the voice）的活动而体现。对于某人是‘谁’的揭示——它是与某人是‘什么’相对立的，后者包括人的本性（quality）、天赋（gift）、才能（talent）、缺点（shortcoming）等等，他可以把它们展示出来，也可以隐藏起来。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的沉默或绝对的不作为中才能隐藏起来。”[1]

这段话非常重要，兹解读如下：

1、“我是谁”与“我是什么”

人的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不同于他的身体/生理身份（physical identity），后者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身体特征被动拥有的，它自然地就存在于人身上，而不需要言说和行动来揭示（比如一个人个子的高矮）。相反，个人身份必须通过一个人的独特言行来主动呈现，不主动呈现就不存在。个人身份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身体/生理身份回答的是“我是什么”的问题。“我是谁”的呈现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刻意的，“彰显（disclosure）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willful purpose)却几乎是从来达不到的，一个人不可能像他可以拥有也可以舍弃他的品质（quality）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2]可见“谁”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比如金钱），它更像一种公共物品，因此不可舍弃。第二，阿伦特认为：因为“我是谁”是在公共领域中向他人呈现的，因此，对于“我是谁”，别人可能比我自己更加了解：“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向他人呈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而来的人才看得见。”[3]公共性语境和公共交往是“我是谁”的呈现所不可或缺的。第三，本性（quality）、天赋（gift）、才能（talent）、缺点（shortcoming）等等属于“我是什么”的范畴，即属于私人拥有物。在不公开呈现、展示的情况下仍然为私人所拥有（比如你的某种数学天赋即使在不展示的情况下也存在于你的脑子里），因此他们和一个人的公共性没有必然联系。而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就不一样。如果不参与公共事务，你就不能说你依然有公民身份。你必须通过公开的公民行动表明你是真正的公民。

2、交往主体性

个人身份离不开言行，言行离不开他人在场，即公共性和公共交往。因此，人的主体性不可能是传统人文主义理解的那种可以不需要他人在场并见证的个体主体性，而只能是交互主体性，是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呈现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看，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创的现代主体性定义就缺失了两个最重要的维度：语言的维度和交往（公共性）的维度。从语言的维度看，必须把“我思故我在”进一步推进到“我言说故我在”，思而不说者等于不在；从交往的维度看，还应该把“我说故我在”进一步推进到“他说故我在”、“我说故他在”，也就是说，我的独白仍然不能保证我的主体存在，我的主体性还要依赖他听、他和我的交往对话，而他的主体性也要依赖我听、我和他的交往对话。既听又说的的主体交往才能保证我的主体性，同时也保证他的主体性。

所以，阿伦特说，言行的展示性（展示“我是谁”的能力）在人们的“相处”中变得引人注目，这种相处关系是纯粹的共在性关系（sheer togetherness，王寅丽译本把togetherness译为“归属感”）。所谓“纯粹共在性”是指这种“共在”纯粹为了在公共领域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独特性，不同于那种利益驱动、功利驱动的人际关系（如交易关系、买卖关系、权力关系）。这种共在关系，既不是为别人而活（如行善）的关系，也不是与别人为敌的关系（如犯罪）。行善的人（利他、无我）和作恶的人（与他人为敌）都不能公开，不能进入这种共在关系，因此也都不能呈现自己。呈现或展示之所以是呈现或展示，是因为只要进入与人的共在关系，言说和行动就必然具有呈现性或展示性，“虽然没有人知道自己在言说和行动中向谁展示和在什么时候展示，但是他必须冒展示的风险。”[4]行善和罪犯都不是这样，虽然前者（行善）有益于他人，而后者（犯罪）有害于他人，但是它们都在人类公共交往之外，行善者和犯罪者在政治上都是“边缘”人物。行善必须是无我的、隐蔽的，不为人知甚至不为自己所知（参见第二章第七节“人类活动的处所”）；作恶者也必须避开他人，隐名埋姓，偷偷摸摸地进行。阿伦特认为：行善者和作恶者都必须远离公共领域，他们大量出现在公共政治衰败、公共交往终止的时代。阿伦特的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注意。在一个公共领域衰败、公共人际交往终止的政治衰败时代，往往一方面出现大量的犯罪（恰如今天的贪污堕落、黑社会泛滥、坑蒙拐骗等等），另一方面出现没有公共意义、只有宗教意义的行善者（恰如今天的基督徒数量剧增）。它们都意味着人际之间的共在关系的丧失，意味着呈现和展示自己独特性的可能性和冲动的丧失，意味着公共政治的衰败。这个时代的人们或者无恶不作，热衷于犯罪，或者退出公共领域，独善其身，默默行善以求宗教意义上的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