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一个公共领域衰败、人际交往终止的政治衰败时代，往往一方面出现大量的犯罪，另一方面出现没有公共意义、只有宗教意义的行善者。它们都意味着共在关系的丧失，意味着呈现和展示自己独特性的可能性和冲动的丧失。这个时代的人们或者无恶不作，热衷于犯罪；或者退出公共领域独善其身，默默行善求宗教意义上的得救。

     阿伦特有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深刻的思想：“我是谁”不同于“我是什么”，前者是我的个人身份，后者是我的身体/物理身份：

通过言说和行动，人们表明的是他们是谁（who），积极地展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并在人的世界呈现自己。而他们的身体/物理身份（physical identity）不需要其独特的形体（the shape of the body）和声音（sound of the voice）的活动而体现。对于某人是“谁”的揭示——它是与某人是“什么”相对立的，后者包括人的本性（quality）、天赋（gift）、才能（talent）、缺点（shortcoming）等等，他可以把它们展示出来，也可以隐藏起来。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的沉默或绝对的不作为中才能隐藏起来。

一个人的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不同于他的身体/物理身份（physical identity），后者通过自己的身体特征被动存在（比如我的身高是我无法选择的），它自然地就存在于人身上。相反，个人身份必须通过一个人的主动的、独特的言行来呈现，不主动呈现就不存在。个人身份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身体/物理身份回答的是“我是什么”的问题。个人身份的呈现有两个特点：第一，不是刻意的。阿伦特说：“呈现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不可能像他可以拥有也可以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谁”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而是在他人在场的公共空间中形成的，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个人不可舍弃；第二，阿伦特认为：对于我是谁，别人可能比我自己更加了解：“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向他人呈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而来的人才看得见。”你的个人身份取决于他人的在场。

必须指出的是，形体（shape）和“身体”（body）不同，如果说身体是一种生理性、物理性的存在，那么，形体就是身体所呈现的各种姿势和有意味的形态，并因此而超越了生理和物理的范畴，成为行动的一部分。voice和sound的差别也是这样。sound可以指人、动物或其他物体发出的各种声音（如物体碰撞的声响），其使用范围很大。大自然的任何声响都属于sound。但voice一般指人的声音的特定组合，人的说话、唱歌、谈笑都可用voice指称。因此，voice可以说是sound的独特呈现方式，也属于行动的范畴。

    个人身份离不开言行，言行则离不开他人的在场。两者是一个意思。因此，人的主体性不可能是传统人文主义理解的那种可以不需要他人在场并见证的个体主体性，而只能是交互主体性，是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生成和存在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看，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开创的现代主体性定义，缺失了两个最重要的维度：语言的维度和交往的维度。从语言的维度看，必须把“我思故我在”进一步推进到“我说故我在”“我行动故我在”，思而不说或不动者不在；从交往的维度看，还应该把“我说故我在”进一步推进到“他说故我在”、“我说故他在”，也就是说，我的独白仍然不能保证我的主体存在，我的主体性还要依赖他听、他和我的交往对话，而他的主体性也要依赖我听、我和他的交往对话。既听又说的的主体交往才能保证我的主体性，同时也保证他的主体性。

所以，阿伦特说，言行的展示性（展示“我是谁”的能力）在人们的“相处”中变得引人注目，这种相处关系是纯粹的共在性关系（sheer togetherness）。所谓“纯粹共在性”是指这种“共在”纯粹为了在公共领域向他人展示而存在。这种共在关系，不是为别人而活（如行善）的关系，也不是与别人为敌的关系（如犯罪）。行善的人（利他无我）和作恶的人（与他人为敌）都不能公开，不能进入这种共在关系，因此也都不能呈现自己。呈现或展示之所以是呈现或展示，是因为只要在与人的共在关系中，言说和行动就必然是一种呈现或展示，“虽然没有人知道自己在言说和行动中向谁展示和在什么时候展示，但是他必须冒展示的风险。”行善和罪犯都不是这样，虽然前者（行善）有益于他人，而后者（犯罪）有害于他人，但是它们都在人类交际之外，行善者和犯罪者在政治上都是“边缘”人物。行善必须是无我的、隐蔽的，不为人知甚至不为自己所知；作恶者也必须避开他人，隐名埋姓，偷偷摸摸进行。因此，行善者和作恶者大量出现在公共世界瓦解、政治衰败、交往终止的时代。阿伦特的这个观点值得注意。在一个公共领域衰败、人际交往终止的政治衰败时代，往往一方面出现大量的犯罪，另一方面出现没有公共意义、只有宗教意义（个人灵魂得救）的行善者。它们都意味着共在关系的丧失，意味着呈现和展示自己独特性的可能性和冲动的丧失，意味着人们不再寄希望于公共政治。这个时代的人们或者无恶不作，热衷于犯罪；或者退出公共领域独善其身，默默行善求宗教意义上的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