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观众心理与艺术品位的结合点

                  ——与冯小刚对话录

    陶：您最近导演了一些新的电视剧，如《一地鸡毛》、《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等，我觉得很有意思。鉴于《月亮背面》尚未公映，观众并不了解，能否主要谈谈《一地鸡毛》。比如说它的主题与立意？

    冯：剧作者刘震云在与我谈话的时候说，他的这个剧本写的虽然是日常生活，但是他希望它不要成为流水帐，尽管写的生活琐事，工作与家庭的细节，但是通过它们所要讨论的却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大”与“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到底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为了突出这个主题，我在片头专门设计了一些巨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照片，如苏联解体、曼德拉当选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及非洲难民潮等等。这些似乎是无可怀疑的“大事”，但是对于小林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却不见得日常琐事大。对于老百姓来说，生活还是生活，分房子、孩子入托、爱人调动工作等等是更大的事。因而大与小取决于具体的视点。可以说，《一地鸡毛》的立意就是要在“小事”中挖掘更大的意义，由“小事”组成的日常生活表面上平静如水，背后实际上是刀光剑影，能量很大。可以说是在每一分钱的胜利中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在这个意义上将，我以为这个片子是积极的。

    陶：可以说这是一部真实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片子，与生活贴得很近，但收视率却并不高，观众的反映也并不十分强烈，这是为什么？

    冯：你说的是事实。这个片子在上海播出以后收视率不是很高，比不上我导演的《编辑部的故事》或《北京人在纽约》等。但是我自己更喜欢《一地鸡毛》还有《月亮背面》。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观众老是说要看贴近生活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一旦他们真的看到了十分贴近生活的作品，他们又不喜欢了。而评论界对它的反映也平平，所以它在电视艺术的发展史上也不占什么地位。是一个“两不沾”的片子。我觉得这不公平。我觉得它比《编辑部的故事》与《北京人在纽约》好多了，当然我最满意的是《月亮背面》。如果说《一地鸡毛》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如何改变了他的欲望，那么，《月亮背面》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欲望怎样改变了它的生活，私欲使人走向毁灭。但它也表现人的矛盾，一方面是主人公在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地犯罪，另一方面是每一次犯罪之后都深受良心的谴责。他的行为与他心中善良的一面发生极大的冲突。

    陶：由于你突出人物的内在矛盾，所以你作品中的人物就显得比较复杂，不好简单地判断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在我看来，这或许正好是《一地鸡毛》不十分受大众欢迎的一个原因。普通大众常常喜欢作品给他一个现成的答案，尤其是在价值评价、道德评价方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如果看完之后也找不到这样的答案，他们就会失望。也就是说，一般的观众喜欢简单而不是复杂，在艺术上是如此在主题与立意上也是如此。所以，大众文化在道德评价、价值态度上是泾渭分明的，编导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几乎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如此。《渴望》是如此，最近走红的《儿女情长》是如此，好莱坞的电影也是如此。而你的这两部作品却没有给出一个这样的现成的答案。小林也好，《月亮背面》中的主人公牟尼也好，都无所谓好人或坏人。

    冯：你说得对，当老百姓的价值判断在作品中找不到呼应点的时候，当他们的这种渴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摈弃你，不看了。但在《一地鸡毛》与《月亮背面》中，我有意识地要表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同时有意识地不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包括人物今后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一地鸡毛》中结尾时小林擦车的镜头安排上，用这个镜头的目的是表现他的矛盾以及他的前途的不确定性。这个构思来自于我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偶然碰到一个天坛医院的大夫，他在上班的空隙，即中午吃饭时来擦车。在与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到擦车这活赚钱不少，而且在工作空隙来干一点也没有什么丢脸的。后来我觉得把这个细节放在《一地鸡毛》的结尾不错。但是关键是不能做得太实，而且要表现小林内在的矛盾。所以我没有真的让小林去擦车，而是让他的影子去擦车，目的是避免以我自己的判断来给小林及其未来下结论，也就是说，小林是否真的去擦车了还是一个谜。这是对于小林的未来的一个不确定的结局。

    陶：由此我还觉得，《一地鸡毛》与《月亮背面》这两个作品的定位是十分独特的。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除了上面说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两个作品的题材虽然取自日常生活，但你却试图对于日常生活保持一种距离，或者说试图超越它。这种距离主要表现在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保持一种反省与审视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世俗行为保持审视的态度。小林一方面是为了生活琐事而绞尽脑汁，甚至去买鱼；但另一方面则对于自己的行为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是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充满了怀疑与反省，他的那双眼睛总是带着深深的迷惘；《月亮背面》中的牟尼也是如此。正象你说的，牟尼不断地犯罪，不断地欺骗，同时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犯罪与欺骗行为。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既生活在世俗中，又对于世俗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主人公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或老百姓，因为大众只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同时既在生活中，又在生活外（我指的是对于生活保持一种反思的立场与批判的态度）。这表明，无论是你，还是你笔下的主人公，都没有完全认同世俗。我以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这里。精英文化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一种精英式的距离意识与反思立场，正是这种距离意识与反思立场保证了精英文化的文本常常具有思想与艺术的所谓“深度”；而大众文化则不具备的这种距离意识与反省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你的作品也不是典型的精英文化，因为你的选材完全是与大众文化一致的，对于题材处理也与大众文化有相同之处。而且根本的问题是，电视连续剧本身是一个最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要用它来表现思想与艺术的深度似乎十分困难，至少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总之，我觉得你的这两部作品界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而且这似乎是你的有意识的选择。你总是希望在反映大众日常生活的时候对之保持一种审视的距离，而同时又不把这种距离拉得过大（这样就会变成精英文化）。我想这或许是你所说的“两不沾边”或两面不讨好的原因吧。

    冯：此外还有一点是艺术类型的区别。拍电视剧的人与拍电影的人不同。拍电影的人如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常常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对电影语法要有一个大的改变、突破。另外他们在开始就考虑形而上的问题；而我的起点是电视剧，就我本人而言，是从《编辑部的故事》与《北京人在纽约》起步的，这两部作品使我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此后我就不满足了，我对于生活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在拍《编辑部的故事》与《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我一直是凭直觉与激情在创作，但后来我的这种激情失去了，对于那种取悦观众的语言游戏也不感兴趣了。我的兴趣开始转移，想反映现实题材。看到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与《单位》等小说以后，我的脑子一下子打开了，想象变得极为丰富与具体。从此开始了创作的新阶段，《一地鸡毛》、《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等都是属于此类新探索的产物。虽然不少朋友劝我不要走反映现实这条路，太冒险。但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我以为这样可以拍出自己以为更有意思的东西。我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拍片子总是要触及至少是一类人的生活，而且要拍得丰富一些，或者说要有一点品位，如果一点品位都没有了，那拍电视剧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