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终结”了么？

　　　一、“新文学过时”论　　　

不知道是因为想像力匮乏，还是因为在一个群体表演的时代不能真实地言说但又忍不住言说的欲望，中国文学理论界常常喜欢发明一些新名词，在话语的层面上“开新”以吸引媒体眼球、标举先锋姿态。“新文学终结”论、“新世纪文学”论与“新新中国”论就是近来在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最新论调。

文学批评家张颐武先生是此论的倡导者。在《“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的文学》、《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等一系列文章中，[i] 张颐武集中阐述了他的“新世纪文学”论、“新文学终结”论和“新新中国”论。据他说，在新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这个新文学不仅仅指五四时期的文学，而是泛指五四到80年代的启蒙文学传统）以及五四的现代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文学类型与文学时代。这个“新世纪文学”的来临标志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终结”。他的结论是：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必须告别五四新文学，重新开始，因为我们的已经进入“新新中国”时代，五四新文学以及它所依赖的那套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已经彻底丧失对于今天这个“新新中国”的言说能力。它已经彻底“过时”啦！

新时期文学“过时”论集中体现于张颐武的《“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一文。张颐武在文中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已经不能对“新世纪中国”――他把它指认和命名为“新新中国”－－的现实发言（即所谓“过时”）。这个观点是针对有些评论家对“纯文学”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批评而发的。张颐武认为，这样的指责完全是由于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忽视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和‘五四’的新文学的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那套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和现实脱节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ii]也就是说，“新新中国”的现实已经“完全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代性框架，即使它想要变得不“纯”、想要关注大众、关注现实也已经根本不可能：“不是文学抛弃了它的大众，而是大众在新的语境中发现并不需要新文学的启蒙，新文学运用五四以来的‘阐释中国’的框架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现实的变化，新文学中最为强大的‘为人生’的想像其实已经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下的人生”。[iii]

可见，张颐武的“新世纪文学”论完全是建立在他的“新新中国”论基础上的。新文学的启蒙传统之所以“过时”，是因为它已经和“新新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中国现实的认识问题，中国的现实到底发生了哪些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五四现代性已经彻底过时了？另外一个是对五四新文学和五四现代性的认识问题：它真的过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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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可以参见张颐武的下列文章：《“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文艺争鸣》2005年第二期；《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第四期。

[ii]　张颐武：《“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iii]　张颐武：《“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