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作家·知名作家——丁庆中
(2017-05-02 12: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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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文学作家情感 |
分类: 散文 |
《衡水文学志》编撰札记之八十八
衡水当代作家
本土作家·知名作家
衡水的本土作家是衡水文坛的中坚力量,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被称为“平原作家群”,其中既有七八十岁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也有五六十岁正值创作旺盛期的中年作家,更有风华正茂才气袭人的大批新锐作家,他们坚守自己家乡的文学阵地,把文学创作的根基深深扎在生我养我的家乡风土民俗中,紧跟时代的步伐,深情地讴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用优秀的作品激励着乡亲们建设自己的家乡,创建美好的生活。
丁庆中
丁庆中(1958~
1984年发表处女作,尤擅长篇小说。曾在《作家》《收获》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200余万字,并出版《蓝镇》《老渔河》《大地汉书》《森林母语》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蓝镇》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其作品关注社会现实,擅长表现乡村生活,写作风格独特,语言俏皮风趣,故事情节机智精妙,以细节描写见长,作品富有华北平原的泥土气息和平原乡村的诗情画意。具有“先锋派”小说的一些特点,对“新写实主义”小说多有借鉴,往往打乱人物命运发展和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采用生活片断穿插联缀的组合方式,把笔墨更散漫地用于对社会环境、人物心绪、意识流动等方面的描写,打破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对某些阅读者可能是个挑战。
出版著作有:
《枯海》(与杨瑞霞合作),长篇小说,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蓝镇》,长篇小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老鱼河》,长篇小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恶之门》,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大地汉书》,长篇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像羊那样叫唤》,长篇小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0月出版。
附:作品评论
《森林母语》研讨会举行
2014年04月18日03:33
河北籍青年作家丁庆中的长篇小说《森林母语》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认为,《森林母语》在长篇小说文体探索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评论者认为,“缪斯女神是垂青丁庆中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质的提升,一次明显的突破。他这些年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联结和一个鲜活的灵魂。”《森林母语》已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
文/本报记者 张嘉
大地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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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东
丁庆中这部《大地汉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让我不得不再次回望曾经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蓝镇》和《老鱼河》。
这回写《大地汉书》,庆中依然带着他那股子特有的犟劲、狠劲,继续处理着他真正关心的东西。土地,一直是庆中的精神根底,或者说,已经成为其信仰。他说:“一旦离开土地,就像远离人世。”他的土地情怀,浓得让人一时难以化开。这回他从“蓝镇”写到了“红镇”,写到了“蓝镇”的对面;从“老鱼河”的上游写到了下游,写到了此岸、彼岸;结构方式也有所改变,从以往的多视角复写记忆,变作当下的前思后想。一开篇,他就咬着牙说:“我们从隔膜开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让自己孤立于别人,意味着自信,主动排他的错位、差异,这是一种冒险。
像庆中这样真正关注土地的作家现在已经不多了,像他这样深深地理解乡村和农民处境与命运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人们更多的是对乡村的借助。他成天都在琢磨一件事:村庄村庄,为什么你是这样?在泥土里,他的心灵活得太久了,见过古人,又见来者。当他提笔审视乡村,恰好又有着可以观照的距离。在他以往的营构中,村庄看似寻常,其实极不寻常。村庄赋予他思维和语言,去讲述村庄中发生的一切。当他觉得仅仅讲述是不够的,他就把你带上。当他把你带到“现场”,你会发现那里有许多据说已经是传说的东西,眼下正在发生。乡村给丁庆中以无穷无尽的暗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缓慢的乡村,缓慢的流变。在《老鱼河》中,丁庆中写了一座具有象征意味的桥,从老桥———
与《老鱼河》关注村庄不同,《大地汉书》在田野上铺开。
丁庆中以生命的眼光看待大地上的万物,穷半生心力,陶醉于泥土的气味儿、色彩和声音,探索用语言解析猫啼草,用灵魂感知棒子粒儿,通过用心的细致感应,达成对生命的整体关怀。因而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对生命与生存的个别的感觉和看法,保持着对土地、河流、玉米、麦子以及驴的相依为命的姿态。丁庆中固执地捍卫着他的写作方式,这种捍卫本身就是价值,就是品格。
我一边读一边体味《大地汉书》,在静默中感受他的感受,他的爱,他的意志。《大地汉书》虽然依托乡土,其精神内核却并非乡愁,而是“存在”、“此在”,
可是不变是不可能的,眼看着就变。变,让记忆的乡土和现实的乡土分裂了。本来,写乡土,对于庆中,是精神的游走,也是灵魂的回家。乡土的根扎得越深,他的心思就越高远。他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真正回去。他在路上,孤独行走。这回,他面对的危机是正在丧失精神的立足之地,走着,走着,身体和精神走散了。红镇上的刘家、董家、张家、李家、王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七零八落。家,表面上还在,内里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方位,成为只有死亡才能抵达之地。
但这并不能动摇庆中对土地的信赖。《大地汉书》传达给我的是,或许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别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我们都熟悉的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开篇写的:“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也在直下地狱。”丁庆中笔下的大朝、红琴之辈,看上去是一些固执的不合时宜的人物,像是棒槌(庆中有时管玉米棒子叫做棒槌),固守着看似背时的、正在流逝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背运,他们的棒子粥养人,命根子硬,命脉源远流长;庆中笔下的“我娘”,一个不需要自己名字的人物,我们叫她母亲,有时比作大地,她倾向于沉默,菩萨心肠,但出口即盛,不一定一句顶一万句,但句句说出真相;张惠玲、李六根等等那乱哄哄一大帮子,将一一毁于他们的欲望,终为粪土,尽管这些庆中一插笔就知道,但在庆中笔下,依然充满万般柔情和无尽悲伤。
忽然想到前不久的一次小说评奖,获奖的几篇作品无不与乡土有关。据说初评时就有评委担心:“可别都是村里的事儿啊。”结果,真的就都是村里的事儿。这是注定的。尽管我们这一拨人,赶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三个阶段两大变化,即农业、工业、信息社会三个阶段形态,从传统乡土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信息时代两大变化。但这些变化,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快多么翻天覆地,乡土中国,或者说“三农”问题,干脆说就是土地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对现代性的乡土经验的书写,是历史的必然,也更接近社会的本质。
值得信任的依然是土地,充满希望的是这片土地上成长着的万物———
——对丁庆中《大地汉书》的一种解读
李浩
在对《大地汉书》的阅读中,我们发现,丁庆中的文字有一种洇漫感,就像毛笔笔尖上的墨汁落在宣纸上。这种洇漫使得小说有了更多的向度和可能,使一种相对简单的朝向有了丰富和复杂。他那么善于由一及二,由二及三,让你读出微妙、会心和幽默。譬如,“小枣核儿和王国刚一句也没有聊到升官发财之道,老是聊书上的那些。大儒董子,像大儒似的董驷牛,孔子和孟子。他们这些话就包着一层层皮,这些皮从来不会剥。这些话包着这层皮,还像话。要是没了这层皮,就不会像话。包一层董子,包一层董驷牛,包一层孔子,包一层孟子,还要包一层诗,还要包一层文章……”这里面话里有话,话里套话,趣味盎然。再如,“在这些年间,我们都有发现,但都在保持着。我娘发现了旧衣和旧被褥,我爹发现了那把铁锨,红琴发现了猫啼草的同时,还发现了毛笔和书,龙发现了一把锄头,二朝发现了充满香气的世界,三朝发现了声音,张惠玲发现了男人的同时,还发现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所以她用嘲弄的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洇漫出来的“发现”有一种提灵感,让我们回过头来品味小说前面的叙事,思考每个人“发现”中的细妙包含。
毫无疑问,《大地汉书》还是一部寓言之书。叙事语调的诗性恰当地加重着它的寓言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庆中对他笔下人物的精心赋予。书中的主体人物,主体叙述者是“我”,这个“我”被作者赋予了强烈的代指,这个“我”是农民,是坚守和固执的农民,是一种反方向的钟,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的困惑、两难、无力、木讷和美德,这一个被立起的“我”,当然是丁庆中有意甚至是刻意的设置,丁庆中让他的存在成为一面“反映”当下的镜子,就像在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我”的那种固执的、有关大地(“棒子”)的爱显示着某种的悲壮、可怜和可叹,在当下这种语境氛围里,他是孤立而孤独的,大约就像《大地汉书》的写作者丁庆中,我似乎能够寻到这个“我”和那个“我”之间的内在的、血脉中的关联。小说中,“我”有了一个儿子,叫龙,他一方面接受着母亲董红琴知识的滋养,一方面又“发现”着锄头,接受着做一个农民的全部继承——在这部寓言之书中,无论是儿子的这个名字还是他身上的继承,都具有强烈的寓言感,在他身上甚至寄托着写作者的某种理想,是种“理想化身”。
书中有两个主要的女性,张惠玲和董红琴,她们那么不同:张惠玲泼辣、灵透,有着某种巫性,而在董红琴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梦和自我世界的沉迷,某种书卷气,耽于幻想,柔弱中的坚韧……更大的、更本质的不同在于她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张惠玲过早地目睹和体味着这个人世的恶和劣,她世故而又盲目,破罐破摔,“我就是这样的人,天生的,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我干了还是没干,都会落这样的下场,就像我娘一样”(《大地汉书》第二章)。“她觉得不管自己怎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她这样做就像一个人想把大海变成甜水,就往大海里撒糖”(《大地汉书》第十章)。这种对世界的认知恰也成为她日后行事的注脚,这一认知让她走上了之后的方向。董红琴则是欢快的,即使她也遭受过包括来自婆婆的对抗,也曾涌流过泪水;她写诗,抄录古书《皇天汉地》中的文字,“小题大做”,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对世界的眼光,另一种属于自我的标准。可贵的是,这两个寓言化的人物作者都爱,他没有过分地偏袒其中的任何一方,没有把对错、好恶引向单一向度。书中的父亲刘世行,李六根,二朝三朝四朝,王国刚,在他们身上都有某种的寓言化指向,他们的身上都背负着“一类人”的共通和命运,丁庆中通过他们——具有寓意深度的他们,刻画了当下农村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改变,从而使这部书变得丰厚而繁杂。在第16章,丁庆中如此定义他笔下的“红镇”:“红镇非常丰沛,狂野,艳冶,飘逸,灵敏,聪慧,荡漾,淫秽,高贵,傲慢,神秘,散乱。你可以知道它的名字,片面地知道她那么一点点。你不可能把它了解得那么透彻。对于我们,它就像一棵树那样。”是的,我也必须承认,对于我和我们,这部书,就像一棵树那样,是一种生长的、还在葱茂着的状态。
当然,这还是一部寻找“童真”的书,它不只是董红琴的命题也是丁庆中的命题,在这个时刻,丁庆中更像一个堂·吉诃德,《大地汉书》采取了一种回望姿态,一种朝向我们惯常以为的“正确”反方向行走的姿态。书中,一直埋伏着对童真的寻找,他告诉我们,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就找到了。对童真的寻找并不意味丁庆中故意一叶障目,通过忽略掉这个世界尤其是眼下这个世界的复杂和道德下滑而建造一个什么“成人童话”,就像琼瑶阿姨的小说和电影所做的那样——不,丁庆中的寻找并不建立在那里,他对自己、对世界和它的复杂性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所以,他对童真的寻找才显得那么孤立而可贵,他才说,“童真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像我爹、我娘、二朝三朝四朝,还有小枣核儿大咧瓜胎里坏,王国刚董驷牛都需要童真。达到童趣的目的就是为了享用,在享用之前就失去了。在得到前就丢失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大地汉书》使我们以为我们明白的“童真”重新成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