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文学志》编撰札记之八十五

衡水当代作家

本土作家·知名作家

衡水的本土作家是衡水文坛的中坚力量，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被称为“平原作家群”，其中既有七八十岁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也有五六十岁正值创作旺盛期的中年作家，更有风华正茂才气袭人的大批新锐作家，他们坚守自己家乡的文学阵地，把文学创作的根基深深扎在生我养我的家乡风土民俗中，紧跟时代的步伐，深情地讴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用优秀的作品激励着乡亲们建设自己的家乡，创建美好的生活。

李祝尧

李祝尧（1939.6～  ），衡水市冀州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6月参加工作，长期在县级党委机关工作，曾任晋县东寺公社书记、中共晋县县委宣传部干事，中共冀县县委宣传部科长、副部长，中共衡水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兼任衡水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1992年11月任衡水地区文联副主席，地改市后，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1999年10月退休。

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1958年开始发表小说。长篇小说《村夫情》荣获河北省委宣传部建党70周年“党魂奖”；长篇小说《世道》获河北省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作家协会1999—2001年度“优秀作品奖”，并拍成30集电视连续剧《乡里乡亲》，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首播。2008年获河北省衡水市“宣传文化振兴成就奖”。

  李祝尧个人曾被评为衡水市第八届“十佳文明市民标兵”，家庭被评为河北省“平安家庭示范户”、首届全国“书香之家”，他夫妻被评为河北省“金婚十佳夫妇”等称号。

出版著作有：

《追求》，短篇小说集，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年12月出版。

《村夫情》，长篇小说，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年8月出版。

《枝叶情》，长篇小说，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3年3月出版。

《世道》，长篇小说（上下册），作家出版社， 1999年8月出版；2007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班子问题》，长篇小说，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年3月出版；2002年6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精装本，纳入“中国反腐小说大系丛书”。

《逆风而行》，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感动今天》，报告文学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爱是一种痛》（与人合作），长篇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和谐进行曲》，小说报告文学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破茧而飞》，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风入松》，长篇小说，昆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合理”出轨》，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高富帅的烦恼》，长篇小说，重庆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打铁》，长篇小说，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出版。

  《底线》，长篇小说，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大商之真》，长篇报告文学，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无憾人生——李祝尧自传》，传记文学，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文学剧本多部。

附：关于李祝尧作品的评论

李祝尧和他的长篇小说创作

封秋昌

（2013年4月19日）

  李祝尧1992年弃政从文，时年已53岁，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平均两年出版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累计超过300万字，这对于一个高龄作家来说，实在是不容易，不简单，令人钦佩。

  李祝尧的九部长篇小说，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描写农村历史性变革的作品；二是反映国营企业改革的作品；三是反腐败的作品；四是以婚姻、爱情、家庭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各有具体的不同，但也有其共同之处。前三类作品，与当时的同类作品相比，都有其特点乃至独到之处。

  先看《破茧而飞》。这部40万字的长篇，分上下两部。上部写高鹏临危受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让频临破产的化肥厂起死回生，却遭受陷害和打击；下部写取代了高鹏职位朱业晟，拉打结合，上下勾结，企图以改革之名，廉价收购化肥厂据为己有；高鹏和广大职工群众与之展开殊死的较量，最后在方市长的支持下，几经曲折，终于将朱业晟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曲折，原因有两点：第一，国企改革关乎到利益的再分配，那些握有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反对；而职工们的生活也会暂时受到影响，因此多持观望、等待的态度；这样，反过来又给反对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政府的角度看，如何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第二，最关键的是权力腐败。而且，领导改革的实权人物恰恰是反改革的腐败分子，这就注定了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殊死较量的过程。

  作品也指出了国企改革能够在艰难中前行的原因：第一，国企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到了改则活，不改则死的地步，化肥厂通过改革的起死回生就是证明。而改革的成果也让广大职工群众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第二，腐败分子虽然大权在握，并且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然而这个关系网是建立在各图私利，相互利用却互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露出破绽和马脚，为求自保，就会自曝内幕，土崩瓦解。如朱业晟和情妇叶萍的关系。第三，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职工们虽然不懂专业性很强的“资产评估”，但他们清楚厂子的实际家底，所以朱业晟搞的假评估骗不了他们，为保护国有资产并维护个人的权益，他们集体上访，并采取偷土地证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进行抵制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挫败了朱业晟们以权谋私的图谋。这场斗争的特点是：腐败分子以合法的身份干着化公为私的罪恶勾当，手中无权的群众则以不合法的办法保护着国有资产。而这一特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班子问题》是一部反腐败小说。作品围绕着一个县四大班子换届选举，反映出当时官场普遍存在着的权力腐败现象，诸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同样艰难和复杂。其新鲜之处有这样两点：第一，跳出了当时反腐败小说的惯用套路。常见的此类作品，一般都是从腐败分子的暴露写起，腐败分子一开始就处在了被查处的被动地位，由此展开的是一场查处和反查处的斗争。《班子问题》恰好相反，县委书记袁之政的腐败问题，开始时不仅尚未暴露，还大有荣升的希望，作品从他如何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如何争权保权写起，结尾则止于问题的暴露，至于结局如何，也仍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祝尧这样写，就更加突出了反腐败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第二，在塑造袁之政这个贪官形象时，主要不是写他如何“贪”，而是侧重挖掘他何以会“贪”的文化思想根源。他对挂职的副书记孔令才说：“《周礼》上说，‘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意思是说，投身官场的人，追求的核心是一个‘官’字，有了官便有了‘权’，有了权，便有了一切。这一切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禄’字。”这就是袁之政为官为人的处世准则。所以，他要拼命地抓权、保权，有了权便专权。而一个利益熏心的专权者，必然是一个唯我独尊以权谋私的贪官。因此，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也是袁之政不同于其他贪官的新颖之处。

  虽然上述两部作品都有区别于同类作品的的新鲜之处，但相比之下，李祝尧写得比较好比较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是1999年出版的《世道》，而此后的作品都难以望其项背。

  那么，这部作品好在何处？第一，深沉厚重，真实不虚。对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李祝尧的长篇小说《世道》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反思之作。……在这幅长达五十年的历史画卷中，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特点与风貌，看到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生存环境，真实的生活场景与民风民俗，真实的人际关系及其流变……所有这一切，使《世道》像一棵未经修剪的枝叶婆娑的生活之树，可供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打量它。正是资料的客观性和丰富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历史的存真性。”第二，这部作品有作者独到的体验和思想发现。作品写的是中国农村五十年的流变史，但没有满足于写“过程”，而是在探究着历史变迁的内在原因，于是李祝尧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终于发现了“人与世道”的紧密关系。

  何谓“世道”呢？简单点说，所谓“世道”，就是人们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实的大环境。“世道”是政治制度、方针政策，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科技水平，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作品昭示我们，世道的好坏不仅决定着人的命运，也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和爱恨情仇，还决定着人性中善恶美丑的此消彼长。好世道让人性中的真善美得以彰显，坏世道则诱发人性中的假恶丑。世道与人的关系，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也是一个具有恒久性的生存命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会如此。这就是属于李祝尧自己的思想发现。第三，在对主人公石大夯的塑造上，重点写他与坏世道的矛盾，也涉及到他自身的矛盾，比如他在历史转型时期思想上的迷茫和彷徨，比如他对自己土改时活埋地主行为的反思；不仅写他在各个历史时段的所作所为及其命运的翻转，也力图将笔触伸向石大夯的家庭婚姻爱情等情感层面，正是对人物多侧面多角度的展示，使得这一人物显得比较真实饱满。

  尽管祝尧的作品具有上述的特点和优长，也有《世道》这样的比较好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如果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要求的话，还是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的。总的感觉是，祝尧的作品政治性、政策性、时效性较强，相对而言，文学性有所欠缺。什么叫文学性？我觉得文学性至少要具备这样三性，1、形象性；2、含蓄或隐蔽性；3、恒久性。前两点说的是艺术表现，第三点是说作品表达的内容和意蕴要具有恒久性。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衡量，李祝尧的问题和不足，我以为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第一，他的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民众。但他的多数作品贴近的是问题，即所谓“问题小说”。其实，任何小说都离不开“问题”。但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时效性很强的非常具体的难点热点问题，一旦时过境迁，这类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一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乃至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会反复遇到的恒久性的问题。前一种问题是现象层面的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后一种问题是形而上的永远都是问题的问题。文学要表达的问题，应该是这后一种问题，而祝尧所写的问题，恰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第二，最主要的是在写人物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和定性化。祝尧喜欢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描写人物，由此展现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国企改革、反腐败斗争的艰难、复杂、曲折过程。但祝尧设置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往往好与坏、善与恶、正与邪，如两军对阵，壁垒分明。作品所呈现的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是对立双方一时难分胜负的复杂和艰难，而不是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以及善恶美丑难以分辨的复杂性。这就导致了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和定型化。作品虽然也写人物在不同处境中的不同行动，但这种不同的行动，实际上还是某种单一性格因素的重复，而性格因素本身并没有发生动摇和变化。而长篇小说，需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并揭示出某种性格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原因。由定型化和单一化的人物所表达的思想，往往是直露的而不是含蓄和隐蔽的，是理念化的而不是形象化的。此其一。写人物的第二点不足，表现为对人物的理性认识有余，而情感体验不足。作家对人物的情感体验非常重要。因为文学本质上表达的是情感，作家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情感形态。人物、事件若没有经过作家主观情感的浸泡，就谈不上文学性。不能说祝尧对自己所写的人物没有爱与恨，相反，对正面人物的爱和对反面人物的恨都非常鲜明。但是，这种所谓的爱和恨，其实还是一种抽象的理性认识，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再有，就是人物描写的外在化，即多写人物做什么的外在行动，而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缺乏深入地探究和揭示。第三，小说应该由大量的细节构成。而祝尧的小说，一般叙述多而细节少。这也是当今许多小说的通病。细节的运用不仅仅是表现手法的问题，它是作家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程度，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第四，文学性欠缺还表现在语言上。文学语言除了形象生动之外，还应当个性化：叙述语言的个性化，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祝尧的语言，公众用语和政治色彩较浓的语句较多，这就给人不够形象、缺乏韵味和一般化的感觉。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和不足，很可能不够妥当，或许纯属个人偏见，说出来供祝尧兄参考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希望祝尧兄在创作上会有一个新的开端，迈上更高的台阶，写出更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