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过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个短暂的瞬间，因而一个生命个体对于人类发展的总过程来说，总是显得那么不足道，那么无所谓。但对于拥有生命的每一个人，那生命却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古往今来的不知多少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延续生命，或是尽力让那生命在后世留下些影响，让它成为不朽。

　　自古以来，为使生命不朽，人们有两条道路可遁。一是靠着子孙胤绪的香烟不断，让自己的遗传基因在后代的肉体上得到永生－－这办法简单易行，却未免过于平庸，很难让人产生真正不朽的感觉。再一条路就是先贤们常说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但立德是很空泛很玄奥的，而立功又需要许多不容易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大多数追求不朽的人都在“立言”上下功夫。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项立言工程要数战国末年吕不韦组织编纂《吕氏春秋》。吕不韦以大商人的身分改行投资政治，一手创造了秦 国的新君主和横扫六国的形势，其功不可谓不伟。但他却以商人特有的聪明意识到，对于不朽来说，立功往往不如立言可靠，于是招募宾客三千，让他们“人人著所闻”，终于编成了二十余万言的一部大书，名之为《吕氏春秋》。书成之日，他又将它展放在市门口，“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与其说是为了精益求精，还不如说是作了一次构思精妙的广告，那书果然扬名天下。后来呢，吕不韦的政治地位没有保住，失势身亡，但那部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书却一直留传到今天。他的声名也就凭着一部巨著而很有点不朽的味道，尽管是靠着他人捉刀代笔，那名声有点疙里疙瘩的。

　　同吕不韦相比，更多的立言者并没有那样泼天的势力和无尽的财富，只好靠着个人埋头苦干。这样单干的人往往很苦，经常要殚心竭力几十年，弄得形容枯槁，神情恍惚。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发奋著书的人大都是为着“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似乎全是为了消自己胸中的块磊（这有点同弗洛伊德“里比多”的升华作用说接近），不得已而为之。但即便真是如此，在那些愤世嫉俗的著作者的深层意识里，恐怕还是要用自己将来的不朽来抗议当世的不公正，追求不朽仍然是一个基本环节。

　　不朽之外，创作也能带来快意的成就感。《北史》载：北齐阳俊之喜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却为世俗所好，商贾抄写贩买，名《阳五伴侣》，不绝于市。阳俊之曾在市上订正其书抄本中的错字，书商却说：“阳五乃古代贤人，作了这部《伴侣》，你是什么东西，敢来议论是非！”阳俊之听了美的真是忘记了东南西北。

　　《阳五伴侣》大概属于典型的趋时媚俗之作，所以只火了几年，就不再有人听说过了。但那种即时的成就感一定是非常诱人的，也许正是为着这样的诱惑，世上才少有不朽之作，令我们不至于背上太沉重的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