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龙泉寺参访团欧洲之行系列报道之七

发现者之路

 

    15世纪之前，亚洲是世界繁荣的中心，欧洲则处于次要位置，而人类则像一个个“孤岛”，相互隔绝地生活在各块大陆。这一切，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彻底被改变，世界史重新被书写，影响至今。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航海时代起点就是葡萄牙——我们无心插柳而选择的欧洲参访起点。对于我们这个来自中国汉传佛教的参访团来说，欧洲也是一片“新大陆”。下午的参访多与葡萄牙海上探险历史相关，希望能从中探寻到共鸣的回声。

    大航海时代，又名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险，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

 

 

探险家的启航地

    用过午斋，我们继续出发去里斯本的另外一个区——贝伦区。在葡萄牙语中，“贝伦”意指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从公元8世纪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开始统治伊比利亚半岛，但在岛上信奉基督教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直没有放弃反抗。1147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在东征十字军的帮助下，从摩尔人手中夺回里斯本，为了感谢教会、十字军，就把这个区命名为贝伦区。在大航海时代，很多葡萄牙航海家也是从这里的港口启程。

    下了大巴，我们沿着特茹河行走，前往贝伦塔。除了偶尔来去的白色游船掀起波澜外，河面一片风平浪静，河边遍布的都是咖啡馆，游人如织，音乐阵阵，一片悠闲而安然的景象。

    如同纽约自由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屹立在特茹河入海口的贝伦塔，是里斯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大航海时代的象征。这是一座由白色石灰岩石铸就的堡垒式建筑，水、风和时光在白石刻上了深深浅浅的痕迹，外形仿若船帆的贝伦塔就像一艘扬帆出发的战舰。伊斯兰风格的窗花、阿拉伯风格的胡椒粉盒状的炮台，绳索、石结、锚等曼努埃尔风格的精美雕刻——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贝伦塔，以华美而优雅的姿态守望着特茹河。随着海上探险的开始，里斯本成为重要的海港，需要建造防御工事来防卫，1515年开始修建的贝伦塔最初就是炮台，作为从特茹河到大西洋的必经之地，又做过海关征税所、灯塔、电报站、水牢等。据说，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航海家们在出海之前，都会登上塔顶，回望故乡，而后踏上征程。

 

贝伦塔融合多种建筑风格

 

 

    站在贝伦塔前，看着底座层层缠绕的青苔，涨涨落落的河水，似乎能够体会当年在此起航的航海家们的复杂心情。离开平静的特茹河后，即将面对的是变幻莫测、危险重重的汹涌大海，没有现成的经验做指导，也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站在贝伦塔上对故乡的回望，也许就是此生的最后一眼。但是，来自未知世界的诱惑却是巨大的。

    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后，欧洲人对于香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圣战”则让到异教徒的世界传播基督教的热情持续燃烧。13世纪末在欧洲流行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东亚甚至整个亚洲被描述为文化繁荣、黄金遍地、盛产香料，让欧洲掀起了向往东方的热潮。但是欧洲与这些东方国家却不能直接接驳，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1406年，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指南》出版，大地球形说在欧洲广泛传播。那么，是不是可以在海上找到通往富庶东方的新航路呢？

    探索新世界的巨大梦想和强烈渴望，让航海家克服内心的恐惧，踏上征途。穿过特茹河，就是一望无垠的大西洋，前路既可能遇到恐怖的风暴之角，也是无尽的希望之海，唯有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新大陆才会涌现。愿力是前行的导引，而从当下出发，行与愿相合时，就产生了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从贝伦塔的出发，造就了未来的种种——麦哲伦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欧洲崛起，世界开始联通为一体……因缘的变化如此不可思议，当下小小的一步，却开演了广阔的未来。这让我想起师父的多语种微博，短短140个字，师父却说“小微博，大缘起”，这看似微小的第一步，未来会是如何的风景，实在难以想象。

    贝伦塔的前面也是炮台，现在被改装成了战争博物馆。在战争博物馆旁有一个清澈的水池，池中矗立着一个合十形状的纪念碑，半圈的大理石围墙从纪念碑后绕过，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许多名字，这都是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名字。一朵玫瑰别在一个名字上面，也许是亲人来拜望。“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看着碑上的名字，悟光法师默然片刻说：“我们转一转，结个缘，超度。”大家跟着法师，念着佛号右饶而行：“超度，也是希望以后不要再有战争。”

 

超度

 

大十字架

 

 

战争纪念碑

 

 

 

不远航的航海王子

    我们继续步行，来到航海纪念碑，这是1960年为纪念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逝世500周年而建。高达52米的航海纪念碑，是用混凝土浇筑而成的一艘展开巨帆的船只，乘风破浪会有时的气势跃然而出。纪念碑上刻有33位航海名人的雕像，包括哥伦布、达·伽马等世界闻名的航海家，但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其他人都只是亨利王子的陪衬。纪念碑上的亨利王子，面容沉静、坚毅，手持帆船模型站立船头，遥望远方，航海家、将军、传教士、科学家等紧随其后。

 

航海纪念碑

 

 

    一生只有4次短暂的海上航行经历，都是在近海水域，却被称为“航海家”——亨利王子被葡萄牙人视为民族英雄，葡萄牙国旗上的绿色就是向他的致敬。历史学家也对其评价甚高，认为从他的航海时代起，每一个从事地理大发现的人，都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站在航海纪念碑前，看着这位不远航的“航海王子”，不由得想去探究这位发现者与那个不平凡时代的故事。

    葡萄牙最初是作为卡斯提尔王国公主的嫁妆而分裂出来的，地理位置偏僻，资源匮乏，陆上国境线全部与强国西班牙相邻，几乎没有发展空间。15世纪，人口已达150万的葡萄牙面临着生存危机，唯一的出路只有向海上发展。

    1415年，19岁的亨利王子跟随国王诺昂一世出征，攻占了北非穆斯林重镇休达。后人把这看作是葡萄牙人，也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在休达期间，他获得了非洲有富庶的“绿色国家”的信息，学到了许多非洲西海岸航行的知识，开展航海事业、探寻未知世界的想法孕育而生。

    从休达回国之后，亨利王子主动要求到阿加维省担任总督，住到了萨格里什——葡萄牙最西南端坐落于悬崖上的一个小渔村，当时被认为是大西洋尽头的荒凉偏僻之地，并在此度过了余生。那一年，他23岁。在萨格里什，亨利王子如同修道士一般生活。他终生未娶，远离里斯本宫廷的荣华尘嚣，过着朴实的生活，将全副精神都放在了航海事业上，“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被演绎到了极致。

    在很多人眼里，那时的亨利王子地处偏远，放弃了世俗的享乐，就像很多人认为的出家生活一样，“长伴青灯古佛前”，定是有许多的寂寞凄凉。遥想当年，萨格里什云集了来自各国的地理学、数学、天文学、航海学精英，“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里有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还建有地理研究院、天文台、图书馆、教堂，以东20公里的拉各斯有港口和船厂，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的中心。亨利王子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做着自己最想做的事业。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说：“一个人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拥有这样的幸运，我想他更多是乐在其中。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事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人才。根据传记作家费尔南·洛佩斯的记载，亨利王子是一个非常慎重、果断的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什么，善于同其身边的出色幕僚相处。一千多年前，亨利王子就面向全球招募人才，广纳各国的地学家、地图绘制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摩尔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专家学者都被招致麾下，许多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航海家也来为他效力，全欧洲最著名的制图家犹太人贾富达·克雷斯奎斯，也从马卡略岛来到葡萄牙。为了培养航海人才，亨利王子创办了一所航海学校并亲任校长。他聘请制图、地理、数学、航海、天文学各方面专家到学校任教，将理论与航海实践相结合，在西非海岸的探险过程中，将航员搜集到的资料运用到教学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出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航海家。

 

亨利王子塑像

 

 

    据资料记载，亨利王子从不为琐碎事情浪费时间。他广泛搜集地理、气象、信风、海流、造船、航海等种种文献资料，并加以分析、整理、利用；建立旅行图书馆，搜集了很多地图并且绘制新的地图；与各类专家共同研究、讨论、制订规划；造出了适宜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多桅三角帆船，资助数学家和手工艺人改进、制作新的航海仪器，解决了航海中的技术难题；严密规划着每一次远航，虽然他从未出海远航，但可“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无论是世出世间的事业，要想获得成就，都需要有一段耐心积攒资粮的过程。

    从1418年开始，亨利王子组织了多次非洲西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亨利王子留下了精密的航海计划、完善的航海资料，最适合远航的帆船和最优秀的水手，将零散的探险变成了持久而系统的事业，而葡萄牙由此迸发了海上探险的热潮，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地理大发现拉开序幕。

 

 

 

新大陆的希望之路

    在航海纪念碑的背面，刻有一个大十字架，而在追随亨利王子的塑像中，两位传教士塑像位居正中。“亨利王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进行航海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刘导说。1420年，教皇指派亨利王子为基督骑士团大团长，他的帆船即以红十字图案为装饰，在他的探险活动中，很多船长都并非老资格的水手，而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年轻贵族。《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这样说道：“15世纪初，亨利王子向西非沿岸南下，教皇任命他为骑士团长，该骑士团拨出大量钱财供他用于在西非传教……基督教的理想是扩张的凝结剂，使各种各样世俗的要求罩上神圣的光圈，不管是到东方来的达·伽马还是到西方去的哥伦布，都是把宗教目标和现实目标糅合在一起，无法区分。传播基督教成了探险家们强大的精神来源之一。”在当年远征航船上，除了船员外，传教士也是必不可少的成员。

    望着航海纪念碑上众多航海家塑像，悟光法师说：“我们也是航海家，现在也可以说是航空家，这次就是坐飞机，远赴重洋到欧洲。”王硕说：“他们是基督教传教士，我们是佛教传教士。”悟光法师说：“我们右绕一圈吧。”

 

纪念碑顶的畅想

 

 

    因为纪念碑紧挨特茹河，我们计划中的右绕“被迫”改为登上航海纪念碑顶层。登高望远，眼前是一片廓然美景，一边是蓝色的特茹河，美丽的贝伦塔在岸边优雅地伸展，一边是建立在山丘上的城市，红瓦的屋顶缀于成荫的绿色之中。即使是经过了大地震的冲击，从大航海时代中走来的“欧洲之都”里斯本依然美丽。

 

 

里斯本美景

 

  

特茹河边的贝伦塔

 

 

远眺特茹河

 

 

    从纪念碑上往下眺望，在一个巨大的风向玫瑰罗盘图案中央，有一巨幅世界地图，上面标示了葡萄牙航海探险的足迹和发现新大陆的日期：1487年，迪亚斯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沿着迪亚士的足迹，第一次绕非洲航行到印度，被称为“新航路的发现”；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海上大力扩张，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现新大陆后，欧洲至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美洲的最有利的通商航路都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据，两个国家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富强的国家。荷兰、英国等为发展海上贸易，开始在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并探险世界其他地区。

 

新大陆探索地图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世界连成一体，促进了世界文明的汇合。欧洲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站在特茹河边，看着蓝色的河水源源西流，思绪开始飘散，驶向不远处的大西洋：我们的“新大陆”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