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福建莆田广化寺三坛大戒受戒纪实·戒前教育(09/17)
以儒家经典解读佛教戒律之精神
——戒前教育心得选编之八
出家人的天职就是修行,而戒律就是修行的基本功、入手处。但修行、修身,并不是佛教专有的词汇,世间的很多人,也知道要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人格、品性。那么佛教的修行,出家人依靠戒律的修行,有什么区别呢?
道宣律祖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摩疏》中说:“体者,戒法所依之本。”佛教的修行,是以一个宗旨来摄持,也就是圆满自利利他,让一切众生究竟觉悟,这才是所修的本体。
分析来讲,戒律可分成四科,四个角度: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元照律师在《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中解释说“圣人制教名法,纳法成业名体,依体起护名行,为行有仪名相。”戒体、戒相、戒行是体、相、用的关系,戒法则是这三者,以及佛陀所说相关教法的总括。

00-僧团出坡,支持基金会衣物组工作。
儒家的善行亦有宗旨摄持,在这里正好可以相互对照来理解。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际上也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另一种表达。这一宗旨时时不忘,念兹在兹,然后有种种的言行、威仪,行为不敢放纵,因为已经肩负起一切众生的苦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个举动、一个表情投射在别人的心里,都会引起一连串的涟漪,怎能不兢兢业业,谨言慎行?“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有了这样的行为,自然有一定的仪相,这是常态,但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权衡时,也全由这一宗旨出发来抉择。因此,犯戒与否,完全看是否对戒体有亏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而世间一般的人,修身的目的要么只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外表,有口才、文笔等各种能力以获得个人事业的成功、他人的赞赏,要么只是出于社会公共的标准,想做得好一点。他绝无这种一以贯之的宗旨,更无这样深远的意趣,也未能接通心性的源头,迸发出巨大的光和热,具备强大的行动力,而全是一种后天的修饰。故《大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身的前提,是不为名闻利养的端正心态、希求成圣成贤的高远志向。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所有的行为,都以这一个宗旨来统摄,任学多少学问、做多少事业都不会迷惑。
佛教认为觉性人人皆有,渴望自觉觉他的菩提之心是人的本心,只是为烦恼、尘染所迷。故《梵网经》上说,“一切有心者,皆应受佛戒。”这又与孟子的性善论是相似的,“人皆可以为尧舜”。
世间一般的善行,至多也只是一种暂时的良心发现,没有动力把这暂时的一瞥亮光扩充、推广,以至事事物物之上。而儒家的修行,可以说就是把这一善心推展广大。孟子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01-戒前教育期间,戒子们集体拜梁皇宝忏
实际上,孟子“集义养气”的修行方法就很类似于持戒的过程。孟子讲到“浩然之气”时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修持戒律,也是一个让戒体不断扩充的过程,如果不断犯戒,或者不学、轻忽、无惭愧,则戒体逐渐萎缩。而戒体的特点,发誓尽此一生,于万事万物上存善心、孝顺心,其本义即“塞于天地之间”,只是此心不能马上圆满,而要渐次修学。受戒时观察法界如尘沙之无量戒法涌入自己身心,也即是此理。
这是用儒家的理念来诠释戒体的作用,我们看一下道宣律师《行事钞》中对领纳戒体之心相的描述:
“谓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以己要期,施造方便,善净心器,必不为恶,测思明慧,冥会前法。以此要期之心,与彼妙法相应,于彼法上有缘起之义,领纳在心,名为戒体。”
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遍该生境”,受戒面对的对象是“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也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一概要“善净心器,必不为恶”。这还是“二谛”中俗谛的范畴,对真谛,也即真理,佛教所说“缘起性空之理”而言,要信敬希求。这个范围非常广大,因此受戒者要学、行的内容实际上也是无限的。二是“要期誓受”,就是在一定的时期(比丘、沙弥戒是尽此一生,八戒是一日一夜,五戒是尽此一生或在一日、一月等中受)内发誓要“善净心器,必不为恶”。
小乘戒只要求“必不为恶”,已经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而大乘有三聚净戒: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因此大乘戒律的精神,本来就包含了要学习世间一切的学问(佛教分为“五明”,声明即语言、音律,因明即哲学、逻辑,医方明即医学,工巧明即科学技术,内明即修心之法),并能如理取舍,能于其上断恶、修善,用以帮助一切众生。借助誓愿的力量,会在受戒者的心中,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上进心去断恶修善,去问学切磋、修养身心。
面对诱惑,内心动摇时,会忆起自己“愿断一切恶”;懒散懈怠,遇难欲退时,会想起自己“愿修一切善”;对人生气、冷漠时,会想起自己“愿度一切众生”;乃至见到别人做了错事,能提醒自己断掉同样的恶,见到别人的优点会自然的去向他学习;如果没有按誓愿去做,按戒律的要求必须忏悔,再做不到再忏悔,提策自己一直努力去做。一般的人没有誓愿的力量,如果做不到,也就罢了,力量不强。而受戒即是在佛、法、僧三宝面前发下庄严的誓愿,这就如同乘上了火箭一样,一旦点火,不会后退,只能朝着自己的目标、理想飞驰。古人把戒比作大地,能生长一切功德;比作如意宝,能满足一切善良的心愿。

03-提前教授衣具法
《菩提道次第广论》上说“从损害他及其根本,令意厌舍,此能断心即是尸罗。由修此心增进圆满,即是尸罗波罗密多。”断除损害人之心即是持戒,将不损害人之心增进圆满,内心无有恶念,即是尸罗波罗密多。孟子上有一句话,几乎和这句话是一样的“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
戒体可以说即是儒家之“仁”,那么戒相和戒行也可以分别和“礼”“义”相配。
如《行事钞》说:“言戒行者,既受得此戒,秉之在心,必须广修方便,检察身口威仪之行,克志专崇,高慕前圣,持心后起,义顺于前,名为戒行。明戒相者,威仪行成,随所施造,动则称法,美德光显,故名戒相。”
戒律之制,律藏之广,正因为众生之广,宇宙间万物之广,人生所遇事物之广。“戒相多途,非唯一轶。心有分限,取之不同。若任境彰名,乃有无量。”欲于事事物物上存养心体,则对心、对境皆需细加分析:此时此地,怎样做是最合宜的?是最合于我本心的?最能利益众生的?而这即是“义”的内涵,《中庸》上说“义者,宜也”,而后一句“尊贤为大”则道出了学习戒律的根本:亲近善知识。戒律中大量的篇幅也都是在讲师徒之间的互动。孟子曰“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又说“居仁由义”,正道出了戒体和戒行的关系。
那么戒相,是具体行为的准则,正对应了儒家的礼仪。一般人智慧不足,面对纷繁复杂的外境,无法做出正确、长远的选择,即难辨义之所在。于是佛陀制定了比丘二百五十条戒条,以显常用的行为、威仪标准。这是就主要者而言,其实人生所遇之境,何止二百五十种,凡有违本心,亏损戒体的,都名犯戒。另一方面,佛陀还在律藏中留下了每条戒的制戒缘起,大量的实际案例,从中体现了戒律的精神,可以补充戒条的不足。制定这些戒条需要极高的智慧,只有佛能制戒。佛教的戒律延续千年,超远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至今为人所宗奉。这很像儒家所说,只有圣人能制礼作乐,“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以上比较了儒家修身实践与佛教戒律修持的相似之处。那么区别是什么呢?这也是很明显的,这里只简单的加以列举。

04-每天早晨僧团集体缘念,体现着戒律的六和精神。
戒律是一种誓言,每一条戒都是遍及一切众生的,非常严密,且既然是自己发的誓言,完全由自己承担;而儒家并没有用誓言的形式把行持的内涵固定下来,更多的是靠一种习俗的约束力,也没有遍及一切众生,一般都是在人类社会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更根本的区别则是生命观的不同,即由此带来的生命方向的不同。虽然佛教和儒家在对心性本体的体认上有相通之处,但佛教的生命观是生命的无限轮回,要出离轮回,因此比丘戒以出离心为根本,这是儒家较少涉及的内涵。儒家的生命观是家族、社会的传承发展,着眼于这一期生命的圆满。儒家也谈克制欲望,但还是以家庭的人伦互动为一个基本的背景。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真正的自律、真正的道德,只有从信仰出发,只有建立了生命的宗旨才有力量,也就是内心所求的,是心灵层面的。在心灵层面上,自利和利他是相互增进的。如果所求只是物质的享受、生活的安逸,任何道德标准都是不牢靠的。在外在的压力下,人会堕落到没有底线。就追寻心灵提升和人类福祉的人来说,最开始就是要去体认和培养这一纯善的心体,建立生命的宗旨。培养的方法要靠善行,在自他的善意中不断温暖自己的心,让自己与众生内心之间无有障碍。佛弟子的戒行,也要从善行入手,内心充满的阳光和力量,这是戒行的动力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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