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史上的十大问题

———杨曾文教授北京龙泉寺讲座（之二）

二、佛教在日本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据至高地位

　　佛教在日本早期传播中，推古天皇（女天皇）时期，“摄政”圣德（推古天皇的侄子）太子（547－622）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圣德太子对日本文化贡献很大，在日本的钱币中有他的头像。他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年轻时即熟习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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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融入日本的功臣——圣德太子

　　中国佛教传播到了日本，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推动了日本政治的进步。日本当时处于部落时期，就是原始社会遗留下形态，带有很浓的血缘关系的那种部族的统治制度。虽然天皇是最高的首领，也设有朝廷，但各方面还不规范，往往贵族掌有很大的权利，天皇的权利受到制约。很多从中国回国的留学僧，介绍了隋唐的政治制度、文教制度，所以日本统治者想对其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就是改革带有奴隶性质的社会，走向封建社会。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圣德太子的摄政，提出新政的措施；一个“大化革新”，把日本带到了封建社会，建立了像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朝廷发生动乱的时候，圣德太子带兵之时，祈请菩萨保佑！祈求佛保佑！他许愿说：我成功以后，要兴隆佛教，兴建寺院，使佛教得到更大的传播。他成功后，担任摄政辅助推古女天皇时期，就真正把兴隆佛法作为国策确立下来。在政治上首先要加强天皇的最高权威，603年十二月，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用不能世袭、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表示身份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

　　十二阶冠位的名称即是以儒家德目命名的。其顺序是德位、仁位、礼位、信位、义位、智位，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如大德、小德、大仁、小仁等）。在“德”之下的“仁、礼、信、义、智”被中国西汉的董仲舒视为“五常”，可见影响圣德太子的已不仅是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学，而且有西汉以来经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改造的、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后儒思想。十二个等级带着不用颜色的帽子，表示等级不同，打破过去贵族要参政，但是又互相争地位，弄的朝廷不合，不服从于天皇的局面。这个十二阶位的帽子谁授予呢?——天皇。权利归给天皇，有的阶位高，有的阶位低，甚至更低。这一等级的实施，便于天皇来控制群臣，加强中央集权，这是第一个做法。这种做法是借鉴、效法中国的政治制度提出来的。

2、佛教被写入宪法，提高到“施政、施教”指导地位

　　第二，公布十七条宪法。这个宪法的概念和近现代宪法的概念不一样，相当于示众的纲目，带有道德的性质。《宪法》明确提出“国无二君，民无二主”，诸侯不得直接向平民征税。《十七条宪法》的制定，日本历史上首次提出的较为完整、具体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纲领，日本成文法治由此开始，为“大化革新”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一条是“以和为贵”、另一条是“笃敬三宝”。圣德太子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是外交的，派使者入隋，派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学习。他为兴隆三宝在地方上造寺、造像，提倡讲经，研究佛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中日佛教交流一千四百周年》，就是前年。一千四百年前，607年，圣德太子亲自委派小野妹子为使节，出使隋朝。当时隋炀帝即位了，圣德太子派使来恢复邦交。虽然日本和中国隔海相望，当时交通不太发达，但他对中国的事情还比较了解。通过商人等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知道隋代改变了北周灭佛的做法，恢复了佛法。随着佛教的大发展，隋文帝在一百一十一个州建舍利塔，然后同时搞佛事，建寺院、护僧，发展佛教。

　　日本了解到隋炀帝的做法后，派了几十人来学佛法。几十人在当时不得了，几十人不是十个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了。派了两次。第一次的名字没留下，第二次每个人的名字都留下来了。这些留学生、留学僧，比较而言，留学僧的人数更多，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有的甚至是三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通。这些人在后来的兴隆佛法当中，在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德太子亲自为《胜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这三部经做注疏。注疏是对经典进行注解，表达自己对佛经的理解，自己的佛法主张。从这三部经的注疏来看，他把大乘佛法，看的很高。他对《法华经》主张“一切人可以成佛”、“三皈依”的思想很看重，这影响了日本佛学的发展，是按着中国佛教的发展的方向来发展的。

　　在南北朝以后，中国佛教出现了判教，到了隋唐还继续盛行。判教就是在佛教中根据义理的浅深、说时的先后等方面，将后世所传的佛教各部分，加以剖析类别，以明说意之所在。判教把大乘佛教判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圣德太子把《胜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这三部经，特别是“人人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的思想放到很高的地位，加以提倡，这对日本佛教界，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胜曼经》（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是讲胜曼夫人由父母引导，闻法见佛而生信解，得到授记，即于佛前演说一乘、一谛、一依等大乘佛法，讲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相当于佛性，人人都有。《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所说教法，属於开权显实的圆融教法，大小无异，显密圆融，显示人人皆可成佛之一乘了义。因经中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说一乘圆教，表清净了义，究竟圆满，微妙无上。经中宣说恶人也可以成佛，如提婆达多；女人也可以成佛，如龙女……这部经的思想对日本影响很大。

　　圣德太子把来自高丽的、来自中国的僧人作为弘法的栋梁，留学生、留学僧都得到重用，推进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学习。佛法在日本早期弘传过程中，不仅仅是宗教本身的事情，它完全超越了宗教，影响了整个日本文化、政治……因此说，佛教对日本的影响比中国更加明显、更深刻。中国与日本不同之处，儒家文化是中国正统的文化，这一地位在汉代已经奠定，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从未衰落过，佛教只作为儒家文化的辅助文化。此外，中国还有道家文化、道教文化。

　　日本不是这样，佛教进入日本时，他们就认为佛教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当时日本公布十七条宪法，包括：“以和为贵”、“笃敬三宝”等。《十七条宪法》并非法律，而是对官员的道德训诫，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未来的封建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十七条宪法第二条：“笃敬三宝”，佛教是“四生（一切众生，包括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由此可见，日本将佛教置于施政、施教的指导地位。十七条宪法，十七个施政纲领、施政纲目，第二条就是“笃敬三宝”，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来自“周礼”，也来自中国。为什么要列“以和为贵”这条？原来日本当时内部总是争夺权力，斗的不可开交。天皇有权，但是往往权威不大，所以他搞十二阶层的帽子，然后授予官位。谁授？天皇授，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第二条就是“笃敬三宝”，就是使用佛法治理国家。“笃敬”就是真心的，实实在在依靠三宝，认为佛教是一切生命体的归结之处，归宿啊！是世界各国的最高的标准。何时何人不皈这个法？不把佛法作为最高地位呢？他们认为只要不是最坏的人，都能教而从之，最坏的人是很少的！通过教育使他改变，使他服从。岂有不皈依三宝之理？你不皈依佛法僧三宝怎么能改变你的错误？改变你的缺点？“枉”就是不足、就是错的。太子当时的地位是摄政，这个宪法是向全国的臣民公布的，所以处于施政、施教指导地位。通过施政宪法公布到全国，影响很大。

3、佛教在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那么后来佛教的地位怎么样呢？也很高。

　　七、八世纪日本发生了“大化革新”，“大化”的元年是645年，当时的天皇在这一年开始实施新政，引进唐政治文化，建立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封建制社会制度。留学隋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起了重大作用。连续几个朝代，换几个天皇以后，这个革新才基本完成。“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制社会。其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中国封建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教师南渊请安是圣德太子派往中国大陆的留学僧，是“大化革新”的幕后人物。

　　中国的唐代皇帝是中央集团最高首领；下面有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日本仿照这个制度也提出自己的政治结构，设有中国没有的“神祗官”，管神道和佛教；还有太正官，相当于中国的中书、宰相；中国宰相下面有六部，日本设了八部，分管官吏（就是现在组织部似的）、分管经济、分管农业、税收、刑法，还有礼仪、外交……，以及宗教。这种中央极权制度的设立，从隋唐引进的，当时已是唐代了，隋唐制度基本一致。

　　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留学僧在中国常常一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南渊请安在中国留学长达32年，是留华时间最长的留学僧，还有一位僧人——宋旻，呆的时间也很长。这些留学僧、留学生为统治者当顾问，对推动这些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天皇，从很小的太子时就跟着这些留学生、留学僧学习文化，那时还没有日本字，学的是汉文化，学中国的儒家经典，同时学佛教的书，所以那个影响很大。佛教对“大化革新”有很大影响，同时也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载体，在传播中国先进文教制度、文化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留学生、留学僧在指导朝廷改革当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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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禅宗进入日本，并对日本政治形成影响

　　这项改革对后面朝代影响很大，持续影响到13-16世纪。室町时代（1336－1573），就是中国的宋、元时期，中国大量的禅宗僧人来到日本，对日本又形成了新的影响。中国自宋代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当中的主流派别，而禅宗的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都很有影响。宋代在中国兴起了理学，新儒学，就是道学，“天道性命之学”等等。禅宗的很多僧人非常精通宋明理学，因为有的禅僧出家以前就精通儒学，有的出家以后继续研究外学。很多禅宗的僧人到日本以后，也把理学带到日本。当时去的禅宗僧人很多，有的是被请去的，有的是在南宋末年为了逃避元——蒙古人入侵，吞并宋朝，逃避战争到日本去的。他们去了以后，日本的禅宗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临济宗，受了当时掌权的武士的推崇。当时的天皇制，不同于古代天皇制度，镰仓时期，天皇只有一个虚位，没有实权了，朝廷原封不动的还在京都，而掌权的武士代表在镰仓。镰仓时代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日本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镰仓以后的室町（在京都一个室町的地方），又称“足利幕府”，日本第二个封建军事政权，由大将军掌权，将军下面还有掌权的，或者将军也没有实权了。

　　临济宗当中很多的僧人，在日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担任文书，承担外交与宋联络……《史记》中记载，明代（1368）时，到中国来的正、副使节几乎全是懂中文的禅僧。我有一本将要出版的书——《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介绍。当时日本的禅寺，是官方寺院。禅寺是“五山十刹”制，禅僧在文化思想界占据绝对的优势，汉文、汉诗、汉文化和“宋学”——程朱理学，经禅僧而影响到武士，乃至整个社会。所以，这一时期，就是14-16世纪，佛教在思想文化界还是占有重要地位。

5、佛教对神道的控制和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后，原有的神道教被消化、吸收，纳入了佛教的体系。为什么神道教会被佛教吸收？主要因为神道教的理论体系比较简单，不像佛教具有系统、深奥的教育体系，所以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传说，使人们认为日本的神是佛菩萨的化身，是佛教的护法神，所以在神社的附近或者神社内部设立神宫祀，由僧人来掌握，在神前诵经。神道教没有经典，有的神道没有像，就如同中国古代的方法搁个镜片，类似道教的一些做法。把握神社大权的是僧人，掌握神社理论解释的是僧人。神道被纳入到了佛教的体系，也带来了很多矛盾。他们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到镰仓时代，还形成了山王神道、真言神道，进一步的神道化。

　　本应通过佛才得以拯救的神逐渐被视为佛的权化和垂迹，神佛融合理论开始形成，产生了“本地垂迹”说。什么叫“本地垂迹”？其解释也来自中国。中国后秦解释《维摩诘经》时，有人提出“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说如果没有本地，没有本体的佛，也就没有外面显现的他的化身，没有这些化身，也就显示不出他的本体来。“垂迹”原来是基于《法华经》的思想，所谓“本地垂迹”是指作为本源的佛、菩萨为了拯救日本的芸芸众生化身为神来到日本，佛、菩萨化身的日本的神被称为权现，此种意思的“垂迹”一词据说最初是由延历寺的僧人慧亮于贞愿元年（859年）向贺茂、春日两社申请天台宗年分度者的上表文提出，表文上写“大士垂迹，或王或神”，此外承平7年（937年）由大宰府向筥崎宫递交的命令造宝塔的文书中也记载有“彼宫此宫虽其地异，权现菩萨垂迹犹同”，意思是宇佐八幡宫与筥崎宫虽处两地，但权现菩萨即八幡神垂迹于此这一点是一样的。再有，平安时代末期以后，开始流行各种神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原本佛身的说法，例如伊势神宫的原本佛身就是大日如来。

　　后来，天台大师解释《法华经》，二十八品当中，前十四品是迹门，后十四品是本门。《如来神力品》，我成佛以来，久远的那个佛就是法身佛，那以往都是他的化身。化身跟本体、本地是有区别的。那么佛教的判教结果就是神道教的任何一个神，也不外乎佛菩萨的化身而已。这样的话就将神道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了。比如说日本的天照大神是皇室的祖先神，太阳神。这个真言神道就说那个天照大神就是大日如来在日本的化身。两部神道，还有外面一个神道，也是用佛教来解释。天台宗的神道更有意思了，山王一实神道，现在你们到日本去啊，京都的东边有一个比睿山——天台宗的本山，它有供奉一个神社，叫山王神社，那个山字怎么写呢，三横一撇，王也是三横一撇，这就是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比睿山的日吉神就是佛菩萨的化身，有事就派这个山王神道到京都去闹事去。为什么？谁也不敢惹，因为天台宗的势力太大了。这个是神社。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段时期，佛教受到了神道的反弹，出现过“诽佛毁寺”的运动，神宫寺被拆掉，僧人被赶跑了，佛经被烧了。这是因为神道的发展出现了复古，复古神道。1867年，68年，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复古神道。佛教受到压抑，但很快又恢复了。至少在明治维新以前，神道被佛教所制约。佛教的地位多高呀！

6、儒学辉煌期

　　江户时期，儒学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德川幕府将军推崇宋明理学——道学，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幕府时代迎来了朱子学史上的全盛时期，开始了儒学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提倡“大义名分”——忠、孝、仁、义。幕府将军，掌握实权，在名义上他是尊天皇为最高地位的，但只是个虚位而已。藤原惺窝是这个学派的先驱，他的学生林罗山在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儒者藤原惺窝、谷时中、山崎闇斋、林罗山等，几乎皆出身于禅僧。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藤原惺窝父子世世代代管幕府的朱子学的。

（末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