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后，在樱花盛开的国度相逢
——“第十二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预备会（一）

(4月16日)

    按照每年的气候特征，4月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天公作美，天气也似乎格外适合出门，师父，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生法师（广州光孝寺方丈），副秘书长照诚法师（上海龙华寺方丈）、张琳，国际部主任普正法师、国际部日本科科长李贺敏等一行7人于4月15日上午9：20从北京乘坐CA927次航班飞赴日本大阪，参加在京都举行的“第十二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预备会。
   “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也被称为是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是于1993年10月，原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访问日本期间，日本佛教界举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活动，韩国佛教界领袖人物也赴日本参加。对中、韩、日佛教界这种友好交流关系，赵朴老提出了“黄金纽带”友好关系的新构想，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随即从1995年5月22日，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发表了《北京宣言》以后，每年举行一届，在三国间轮流举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成为促进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平台。
    佛教传入日本相较中国要晚。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汉人司马达等由韩国到达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田原结草庵，供奉佛像，这是日本民间流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而佛教正式传入，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载是在钦明天皇七年（546年），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金铜释迦像、幡盖和经论等，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
    随后，在日本几代皇室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遣唐使和遣唐僧的派遣，让中国当时的文化、宗教等都悉数传入日本。其中有非常多的僧侣为此努力与献身，著名的有“入唐八家”，指的是最澄、空海、宗叡、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最澄和空海两位大师，前者进入大唐学习天台而在日本创立以比叡山为中心的日本天台宗，影响之远，让比叡山因此成为鎌仓佛教的思想源流，以及平安朝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的中心。最澄大师晚年致力于大乘戒坛的设置，在圆寂前七天，他的设立大乘戒坛、培养“国宝、国师、国用”的大僧的主张终于得到准许，于是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日本佛教。
    空海大师与最澄大师同年（延历二十三年，804年）进入大唐求法，后来在第二年的三月，投当时非常有名的“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三藏的弟子青龙寺惠果大师门下，受到惠果大师的器重而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大师示寂，空海大师又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回国后得到当时嵯峨天皇的极力支持，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而弘扬密法。空海大师在这里完成了其真言宗宏大的学修体系，并积极展开弘法活动，影响之大，历代不绝，后人将他所传的密教称为东密。高野山也因此成为日本非常著名的地方，听说近代日本的很多小说或漫画里面都喜欢把其中武功高强的武林高人说成是来自高野山的，可见其影响力之一斑。空海大师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仿照唐朝的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文化，不分僧俗贵贱都可入学，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和大批遣唐使、遣唐僧返回日本的，还有大量的佛经典籍和当时唐朝的诗词、茶艺等文化，这些都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弘扬，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在日本，佛教深入社会各阶层，其影响不只是宗教层面的信仰，更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日本人的婚丧喜庆都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日本的文学、剑道、茶道、绘画等等，也深受佛教的影响。
    于此同时的大唐，经历过历史上最严重的法难之一的“会昌法难”，经典散失，大量僧侣被迫还俗，再加上后来社会的动荡和不同文化的交叉影响，最终形成中国天台、华严、法相唯识、三论、禅宗、净土、律宗、密宗八大宗派并存的格局已不在，仅有天台、禅宗、净土三者留了下来而得到传持，但如唐代般硕德辈出，如日中天的景象已不复存在。随着日本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完成了日本化的过程，中日的佛教交流便慢慢趋于平静。再次的深入互动，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情。
    在机场候机时，正好有机会向佛协国际部日本科的李贺敏科长请教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将这段经历过千年的历史又对接了起来。
    我：“您在日本留学过两年时间？主要也是在大阪学习的吗？”
    李科长：“是，在01年到03年期间，在京都上的。学的不好。”李科长非常谦逊。
    我：“是去读研究生还是第二学位呢？主要学习的是哪些方面？文学还是佛教相关方面？”
    李科长：“研究生。主要是日本近代佛教，偏重于佛教史方面的。我的毕业论文是有关近代杨仁山和日本的南条文雄书信往来的研究。杨仁山您知道吗？”
    我一听李科长提起杨仁山居士，非常感兴趣：“知道一点，杨文会居士，他不是从日本带回来很多经典吗？”
    李科长：“他没有直接去日本带过来，主要是通过日本的南条文雄。他当时在欧洲做外交部的参赞时，认识了日本的南条文雄，后来他们之间经常互相书信往来，有了南条文雄将三百多部经典带给杨仁山的事情。我的毕业论文主要是研究他们之间的书信情况，因为有三百多封，但都没有查过具体是哪些，就一一将它们查出来。”
    我：“那相当不容易，信件是原件吗？”
    李科长：“是原件，主要通过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去查当时的书信，还有通过其他人引用的一些资料。其中的两百多封已经找到了，就是时间上先后需要确认，因为他们当时是没有署名和日期的。”
    我对李科长的这篇论文很有兴趣，就问：“那您的这部论文在国内有正式出版吗？”
    李科长：“还没有。当时写好后，他们建议说可以出版，也没有来得及。国内的话，去年南京毗卢寺和北大楼宇烈教授的那个研究所一起办过一个研讨会，我将其中的一部分概要译成中文在大会上念了。因为是日语写成的，翻成中文需要时间，现在事情比较多，所以只能慢慢翻了。”
    我觉得很可惜，自己不懂日语，否则读一读，应该有很好的启发。光绪四年，杨仁山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结识了日本真宗僧侣南条文雄，从南条文雄那里得知中国唐代散失的佛经，大量在日本寺院保存了下来，所以就委托南条文雄在日本代为搜购。杨仁山居士与南条文雄相交三十年，南条文雄在日本为他搜购得散逸经书近三百种，其中包括很多珍贵的唯识宗经疏。杨仁山居士将从日本得到的这些唯识宗的典籍做了整理和传授，从而让唯识学在中国重新得到了弘扬，近代非常有名的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居士就是在杨仁山居士下面学习的。千年一时，没想到千年前我们出的结晶成果自己丢失后，在千年后从邻国这里得到了延续，其中的甚深和复杂的因缘，让人感慨。
    李科长又给我介绍了日本佛教研究的特点：“日本的佛教研究注重考据，很重视来源的确凿可信，所以很扎实，和国内很不同。记得当时我上学期间，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就很严厉地对我说：‘小李，你的结论要有充分的根据！’他们的治学很严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佛教学者纷纷前往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考察，在佛教的研究上，采用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通过汉、梵、巴、藏等文献的研究比较，在佛典的研究和佛教史、教义、艺术等方面的整理与新发现，都获得很丰硕的成果。据介绍，日本每个国立大学里，几乎都设有印度哲学科和中国哲学科，以资佛学研究，同时在各宗派中，都设有佛教大学或佛教专科学校，作为佛学的研究机关。由这些佛教教学系统培养出来的佛教人才，不计其数。所以若论当代的国际佛教研究，日本和欧洲是两大重镇，很多标准都是依据他们的来定的，反而是作为传统佛教大国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成果可供凭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日本在明治中期以后，各宗派开始海外布教活动，在夏威夷、美、加等地，设置布教中心，派遣专职布教人员。而后起之秀的新宗教教团中，有力的团体在教义的体系化与设施扩充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海外布教也非常活跃。发展较大的有：日莲系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真言系的真如苑等。其中的立正佼成会是于1938年由其开祖庭野日敬、胁祖长沼妙佼创立，以法华三部经为所依经典的在家佛教教团，积极促进中韩日三国佛教的交流，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想到中日两国佛教千年间的交流与互相影响，无数前辈付出的努力，师父而今的奔忙又在为未来的佛教延续怎么样的因缘呢？真觉得千年一时，一时千年。时空在究竟意义上看都是影像，而重要的是如何在其中为佛法的传持、弘扬和让参与其中的人们得到佛陀智慧与慈悲内义的滋润。
    上午九点二十分，飞机准时从北京出发飞赴大阪，将在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度再次延续千年来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