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思想之管窥

——“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随师行心得点滴之六

　　对“王道”最初的印象，还是来源于孟子。

　　孟子的处境看来与孔子非常相似，也是满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抱负奔波，到处寻找贤明的国君，以期一展宏图。从《孟子》一书的描述来看，他曾见过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还有一位鲁平公，可谓是有缘无份，本来由乐正子牵线搭桥，几乎都要见到了，结果冒出个臧仓出来，说了句孟子的坏话，就把鲁平公给退回去了。不过孟子当然不会给此类人一般见识，如孔子般感叹：“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能不能见到鲁平公，这都是天命，怎么会是因为臧仓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能决定的呢？更进一步讲，仁政王道能否实行，又怎能不是天命呢？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线希望，孟子也是绝不会放弃努力的。

闭幕式上智融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做主题演讲

　　在上面遇到的诸多王公之中，孟子在齐宣王那里下的功夫应当是最多的了。梁惠王见面就想向孟子讨好处，而齐宣王见了孟子便讨教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之事，足见两王气象之不同。另外，梁惠王被孟子斥为不仁之人，仅仅为了收复失去的土地，便让老百姓陷于生灵涂炭之中。这些在今天看起来好像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孟子的认识又是那么独特，而又入木三分，孟子说：“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君子不会拿本来养育百姓的，反过来去害老百姓。土地尽管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现在你梁惠王倒好，“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因为自己不爱的事物（失去土地之辱），而伤及所爱的事物（民众子弟）。

闭幕式现场听众

　　与梁惠王不同，齐宣王被孟子称赞为具有不忍人之心。那么孟子是如何知道的呢？就通过那么一件小事：齐宣王看到一只牛将被杀而用作祭祀，于心不忍，就让手下换了一只羊。老百姓就觉得这王也太吝啬了吧？牛羊还不都是生命吗？现在拿小的换大的，太吝啬。不过孟子却认为这个举动背后隐藏了不忍人之心：“见牛未见羊也。”现在见了牛，不忍心，因为没有见到羊，所以内心的痛苦会少一点。齐宣王被孟子这么一说就乐了：“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孟子看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因此他从齐宣王那里看到了希望，从此不遗余力、循循善诱，以期能在齐国推行仁政与王道。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攻打燕国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齐宣王还是没能听从孟子的劝诫，豁了出去，一代霸业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尽管如此，孟子在离开齐国时，仍旧怀有一颗不舍的心情，“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想想看，当时心里是多么希望齐宣王能回心转意啊。

　　那么孟子梦寐以求的王道是怎样一种理想呢？这种理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又为什么不能被当政者所重视呢？

　　孟子所追求的王道理想轮廓，在与梁惠王和齐宣王的对话中，基本上已经描述出来了。与孔子相比，可以说这种理想变得更为清晰，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尽管最后一样没有被操作。尽管孔子心目中也在追求大同世界的愿景，但他直接努力的目标，则是向文王周公看起的，也就是志在恢复周时的礼制，让天下重归太平。这是就大的方面来说，就小的方面来说，孔子非常注重构建家庭伦理，并笃定地认为家庭与整个天下国家有某种密切的关联。有人就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通常认为，儒家的经典有四书和五经。四书是孔子之后的孔门著作，而五经则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的思想根源，应该说来源于五经，此处即是一例。孔子引用《尚书·周书》中周成王评价君陈的话来说，既能孝于双亲，友于兄弟，则必能施政令。这个评价到了孔子这里，便成了“是亦为政”，也就是说，能够在家行孝悌之道，即是为政，而不是说只有身在高位才能行政事。乃至后来到了《礼记·大学》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性。

闭幕式上师父做主题演讲

　　基于孔子以礼制定天下的追求，以及仁者爱人思想的阐发，孟子旗帜鲜明地构建了王道理想的模型。王道理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可以说这一思想的源头，在孔子那里也能找到痕迹。当年孔子离开鲁国之后，首先来到了卫国，看到卫国老百姓人口众多，就很感叹。冉有就问夫子，人口如此众多，下面该做什么？夫子说：“富之。”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冉有接着问，富裕之后，又要做什么？夫子说：“教之。”要教化老百姓。这就是孔子针对普通老百姓所提出的先富后教思想。这一点在孟子的王道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告诫国君治理百姓要“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如此以来，便能做到“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从而使民能够“养生丧死”而无憾，这便是王道的开始。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民众施以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众懂得礼义廉耻，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提升民众的素养。如此以来，王道便渐具规模。孟子“民本”思想还具体体现在他与民同乐同忧的情怀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能够做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还不能实现王道之理想的，那才是一件怪事。宋朝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想必亦是源于此处。乃至后来，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可以说把民众的位置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可以说，孟子对于行王道的理想充满了信心。他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地方百里，这在战国时期算是小国了，即便如此，也可以行王道。苟行王道，必能无敌于天下。他对齐宣王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齐国当时地方千里，也算是大国了，对于大国来说，如果能行仁政，那么天下之民皆悦而从之。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诸侯国无法按照孟子的主张去治理国家呢？看起来当时的王公贵族们，还是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或者说迫不及待称霸诸侯的愿望。当时身为魏侯的梁惠王处境相当尴尬：“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可以说是三面楚歌，因此一心希望报仇雪恨，收复失地。而齐宣王见面即问齐桓、晋文之事，其称霸诸侯的愿望也是跃然纸上。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作总结报告

　　对于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要想静下心来好好行仁政，若没有长远眼光乃至雄才大略，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仁政的施行要见到效果，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年孔子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治理国家，需要花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够让残暴之人不为恶，普通民众因向善而免去刑罚。又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如果是王者治理国家，则需要三十年的时间，让民众充满仁爱之心、敦厚之性。即使是孟子，对于追求王道之理想，又怎能是一朝一日之功，实际上也是需要数代人的努力。就像孟子经常举的周朝的兴起，还不是经历了太王、王季、文王三代人的努力，最后才在武王、周公这一代人才实现。即便如此，王道的理想，其目标也是为了称霸于天下，就像孟子所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若真行王道，就不在其势力大小，若是凭借势力，即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这样人就不会心服。“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服人，那就是心服口服，就像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的服，所以孔子后来也就戴上了无冕之王的“素王”之冠。

　　尽管王道理想在孟子时代没有实现，但却成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努力的方向。很多时候，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够成为现实，而在于它能够超越现实，从而让人或者让人类能在忙碌过活中不迷失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