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对国际货币体系前途的长期争论之后，IMF于1969年第一次修订基金协议条款，授权IMF在需求增加时可适时地通过创造SDR来增加储备资产的供给。当时，有人认为创立SDR预示着人类利用智慧取得控制环境方面胜利时代的来临。不错，SDR的诞生的确是以下两个重要原则的胜利，即（1）国际货币体系是对称的，没有一个国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而拥有铸币特权；（2）国际清偿力的创立是合理的、理性的，其增长应遵循一些明确的原则，以避免通货膨胀与紧缩的倾向。IMF规定创立SDR的五大目标也表明，在SDR上面寄托了国际社会对于建立一个更为合理和有效地根据世界经济的全面需要适时调整国际储备供给的国际货币机制的良好愿望。作为IMF分配给成员国的一种特别的使用资金的权利，SDR在发行时与美元等值，与黄金、外汇并列为国际储备资产，这也许就是它被称作“纸黄金”的原因所在。SDR的创立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第一步，也是黄金非货币化进程的直接结果，从这一点认识，它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但是，与国际社会对SDR的表面赞誉相比，SDR产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含义并不如此令人乐观，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SDR产生过程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遭受美元冲击加剧而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因此它是压力下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应急性和过渡性。这不但反映在SDR分配数量上的有限性，SDR分配原则的定义模糊等方面，也反映在SDR对于先天不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作用的维护方面。虽然SDR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显著代表，但在美国占据IMF控制权的时代，由IMF控制其分配的SDR仍摆脱不掉为美国利用的阴影。因此，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端，尽管有许多冠冕堂皇的意义赋予给它，SDR所承担的改革内容并不彻底，这也造成了它在以后时期的发展缓慢。

其次，同战后重建的国际经济机制一样，SDR的创立仍是发达国家间争执与妥协的结果。虽然，发展中国家也对这一创立过程有过参与，但这种参与实在是十分有限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在争论中，发展中国家不是以争执的一方出现的，它们只是在选择支持哪一方可以对己更为有利。尽管发展中国家从这种新型国际储备资产的普遍分配中获得了一定的SDR，但由于这种分配是按各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进行的，旧的国际储备分配不均衡状态被继续维持，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处境未见改观。例如，美国在SDR的第一次分配中就分得总额的五分之一，即21.8亿美元的SDR。而且，发达国家还在利用国际清偿力过剩的理由限制着SDR分配的扩大。可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使SDR成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的新型国际储备资产，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