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20年前，在硕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特别提款权（SDR）。有人说，我选择了一个“死题目”，但在导师马之騆教授的支持下，我还是如期在1997年初夏完成了论文，并得到了认可。马老对我的帮助不仅是让我坚定了选题，更是在资料方面给我提供了许多他自己手头积攒的第一手论文，如果说，没有马老的支持就没有我这篇硕士论文，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此后，我的论文也真和SDR一样，静悄悄“死”了18年，直至去年IMF宣布人民币将正式进入SDR货币篮子后，这一话题才苏醒了过来。今天，是人民币正式进入SDR货币篮子的日子，我将19年前完成论文的各章小结部分重新录入，晒给大家，也算是对自己当年努力的一次纪念。

从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重建至SDR被创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危机之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由提出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的1943年至爆发第一次美元危机前的1959年间的一段时期。该阶段初期，美国利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立的政治、军事霸主地位与独一无二的经济实力，建立起一个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由美国利益所支配的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美元取得作为唯一国际货币的特殊主宰地位。战后出现的美元短缺与东西方冷战格局，一方面强化了美元在西方世界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不得不承担起以大规模对外援助和军费开支来加强西方政治阵营势力的责任。美元外流的扩大，既在客观上支持了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和有利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与成长，也为日后美元泛滥而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留下了伏笔。

第二个阶段是从爆发第一次美元危机的1960年至创立SDR的1969年间的十年时间。这一阶段，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加之发展中独立国家不断涌现，国际社会对储备资产的需求量显著增加；而同期，美国却因内困外扰，出现财政赤字与对外收支逆差，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地位与承兑能力大打折扣，陷入“特里芬难题”的困境中。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其抗御美元危机能力的减弱，其他发达国家不合作倾向的加强更加剧了美国维护美元信用的难度，使依靠美元优势而得以维持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动摇。因此，美国出于维护美元地位，推卸必要的国际调整义务的考虑；其他国家抱着以新型国际储备资产替代美元特权的希望，选择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目标，即创立SDR。但是，由于当时美国的霸主地位只是因受美元危机冲击而产生动摇，并非出现根本性改变，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与安全防务上又存在依靠美国的必要，因而，注定这种触及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可能是彻底的，SDR的先天不足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