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rkrevg.blu.livefilestore.com/y1mIM3-BJUbyUsUI3qWUzcjct8F9j7Cy8vtMS6wEOAHKX0m1ElrKUrvNhXbwp5BXTiM5pijRvdG4KGI8VPksbyRx7gzQW6aIkLOwchCgIZW1Z1bQ-qu7QyK2ULg0TXoRCDjkzyl0eDmQu8xBMCeOS3dwA/lishideliefeng2.jpg

第二辑  斯人已逝

雷先生说，“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自身。”

好人无法成好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身没有找到做成好事的正确方法；二是社会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之下。前一种是个人的悲剧，后一种则是时代的悲哀。于是，个人的悲剧注定演变为时代的悲剧，并通过一种激烈的变革方式来结束所有的悲剧。只是一次结束能否是决定性的结束，还要看这个社会反省的态度、力量与深度。

在历史面前，我们往往看小个体的价值。于是，也忽略了个体对历史的推动，以及历史对个体的修正。其实，历史的外壳与个体的细胞是一个互动的有机体，历史与个体都在这种时时刻刻的互动中，以微小的不易察觉的改变修正着对方。不过，更多时候，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

民主与自由，是我不大愿去深究的话题。我总觉得，一个人内心的自由远比形式的自由更重要。后者需要制度的维护，甚至是权贵的“施舍”；而前者却完全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若没有内心的自由，再大的民主也只会是一个伪民主，甚至是民主的反面。

雷先生说，“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

在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悲哀的概念。本来该有的独立、自由之思想内涵，在政治、经济面前被击得粉碎，甚至是依附于权势与金钱才得以生存，成为权钱的鼓吹手与传声筒，这也就难怪屡屡看见所谓专家学者的荒唐。更悲哀的是，以前有在权势下的被动依附，现在却不少见对金钱的主动膜拜。

雷先生说，“虽不自视清高、能忍辱负重，但无论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却又绝不自辱、不失自尊，或许这便是‘民众’的坚韧性与‘士’的‘不可辱’精神的完美结合。”

我们都是民众，是对自我的一个正确态度，也是在中国太缺乏的一个认识。这样的缺乏在权贵身上可见，在官僚身上可见，在知识精英身上可见，也在寻常百姓身上可见。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于给人加上太多的符号，而遗忘了人之平等。没有平等的心与视角，民众就是被忽略和轻视的。

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永远不够，无论是自卑与自傲间的摇摆，还是故意的视而不见与拒绝反省，我们都是在远离真实的自己。然而，中国这个社会并不因为这种被有意无意的误认而如谁的预期那样垮掉，而总是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刻后重生或出乎意料地自救，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实。其中，也一定有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真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