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那山那岁月（二）

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天，生产队长就对我说：“小伙子，你出工不要怕出力气，睡一觉力气又会有了。”这是他对我在乡下劳动的告诫，后来我体会到这也是对我人生的忠告，我至今都牢牢记住。我们算是知识青年，论书本知识可能在农村算是好一点的，但做人做事都还是很幼稚的，虽然老乡们文化水平不高，但做人做事的道理却是懂得比我们多，懂道理远比多点书本知识强，因为二者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当时的农村行政划分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所以同在一个公社或者同在一个大队的知青，但粮食分配的多少是不相同的。大队是支部书记当家，比如：大家熟悉的陈永贵就是大赛大队的支部书记。生产队则是队长说了算，由队长、会计、保管组成三人核心小组。我们的队长是一位了受人尊敬老农民，全队人的主心骨。一个生产队就像是一艘船，船长有水平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我们生产队100多人要吃饭，劳动力有20多人，其中年老的60-70岁，年小的小学刚毕业，那时的农村还不能保证9年义务教育。队长要指挥这样一群性格各异、体力差别也较大、做事方式不尽相同的男女老少一起搞生产劳动真是一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队长的人品和种田的经验都是全队老少所推崇的，他是一个有一整套丰富种田经验的老者，农时的把握全都听他的，那年月天气预报基本上不准确，经验就非常重要了，什么时间播种什么时间收割都得他说了算。有一年旁边生产队都在播种稻谷了，我们队还没有下种，队长说今年有倒春寒晚两天播种，结果证明他说对了，别的队播下的稻种都冻坏了。他积蓄几十年种田的经验，那一整套种田的经验要用今天的话来就知识产权了。

生产队有一件“财产”就是一只站着十几公分高的小闹钟，队里就靠这只小闹钟来知道时间，当时全队没人有手表。生产队为这个小闹钟还专门做了一个小木盒，木盒的一面是一面玻璃，透过这下班就能看到里边的时针，木盒子顶面用细铁丝做了一个手提把手，在家可以把钟挂在墙上，上工也好手提着走。这只闹钟由我保管，因为我有收音机可以校对时间，还有个原因是生产队安排我按时敲响上工的钟点来。说是敲钟，实际上是敲响吊在村头树枝上的一块废钢板，敲响钟后我还要带着它到地头去劳动，时间的信息只有看它，靠它来掌握下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