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川生老师是我的历史和地理老师，现在想起来一个老师同时兼任两门课程，确实了不起。据说卢老师打算盘子能左右开弓，是真是假我没见过，但是对卢老师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可能是在上历史课时，我的数学题还没做完，因为我坐第一排，卢老师看到我在做数学题后，就走过来批评我，其中“你还想当华罗庚啊”这句被同学们听得真真切切。因为我喜欢数学，班里的同学由此叫我“华罗庚”并延续至今。我当了老师之后，初中数学教得很好，特别是因式分解更为拿手，可以说只要是能分解的题目就无所不能，似乎感觉还有“华罗庚” 那么一点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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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来到周村二中任教后，开学第一周我在班里负责看晚自习，见学生们都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不带埋头学习的那个样，就问学生你们怎么不安心学习呢？有的学生告诉我不会做数学题，难住了。我拿过数学课本一看，是一个对数计算题，恰巧我在初中教过这一部分内容，就在黑板上给同学们按照“分”与“合”的两种相反的方法分别给同学们做了一遍。没想到这一道数学题就把学生给震住了，他们没想到一个历史老师做高中数学题竟然如此潇洒，我的高大上形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后来和同学们熟悉了，他们也知道我这个“华罗庚”的故事了。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还有植物课老师吴俊杰、动物课老师王芝青、音乐课老师陈玉琛、美术课老师叶学滇、体育课老师马铁、会计课老师康国彦、珠算课老师王宗珊，记得杨建国副校长也给我们上过珠算课。杨校长是个八路军老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的珠算口诀记得不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就问同学们。那个算珠杆子毛茸茸的大算盘子挂在黑板上，杨校长有时候打错了就重新再来，每到此时他就和同学们说：“慢工出巧匠。”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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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陈玉琛老师的音乐课教得很好，很有人性化。在期末音乐考试时，陈老师要求每人自选一首歌在班里唱给同学们听，陈老师当面打分。我自幼五音不全，只能滥竽充数，从不单独唱歌，就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段勇敢地唱了出来，陈老师给我记了60分。我很高兴，心想陈老师肯定给了照顾分，就凭我那公鸭子嗓音还能及格？还有，我们曾去碾子山水库参加劳动，要学会《打夯歌》才行。陈老师从工地上找了个会唱《打夯歌》的女青年，让她哼了几遍《打夯歌》的曲子，陈老师就把谱曲写出来了，然后每个班挨着教。那“同志们～打夯嗹～哎嗨吆……”的《打夯歌》至今我还能哼唱。 陈老师晚年编写了《明清俚曲研究》，由路建华同学负责编辑出版，也送给我一本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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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老师虽然没给我上过课，但他是我四哥的几何老师。听四哥说，刘老师上课风趣幽默，经常夸赞岳增文同学解题思路敏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老师作为淄博八中的工会主席率队到我们王村镇中学进行乒乓球友谊赛活动。我和刘老师又见面了，刘老师还询问我四哥的情况。刘老师是蒙古族人，身材高大，他在冶头村落户，很得村民尊重，耄耋之年无疾而终。至今我去冶头村玩，村民们都记着刘老师的好。

张心厚老师是我四哥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记得在文革之初，我们班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赵国栋老师要求发言的学生先写出发言稿由他审阅。当时我还是团支部的发展对象，我在发言稿开头写了“同学们，你们是想听真的还是想听假的……” 的话语，赵老师看了，担心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拿给同办公室的张老师看，张老师和我四哥说了这个事，四哥找到我后批评了我。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张老师找我四哥说这个事，在后来文革的“群众斗群众”阶段我就会被揪出来批斗，记得于本长等同学就被批斗过，由此我的入团积极分子也被撤销了。

90年代我进城教高中以后，听说张心厚老师得了不治之症，我带上礼品到一四八医院西面的原周村一中宿舍看望他。张老师也询问了我四哥的情况，我说四哥在家里来不了，让我代表他来看望您，张老师听后十分高兴。不久，张老师就病故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