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门口一个天（二）

人民公社时期，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办年没有那么充裕之外，其它年份一切都在有序传承着。

大哥1958年结婚后分家单过了。二哥1965年春节后结婚，二嫂是当庄亲，和我们一个生产队。所以推碾倒磨这些事儿基本有二嫂来承担，我和二嫂经常结伴去推碾，二嫂褂子的前襟早早地就被碾棍磨破了。

文革开始以后，我和四哥都从学校回村参加生产，有时候去学校里打个逛，一直到1968年发了毕业证为止；弟弟妹妹也都先后辍学在家。

到了七十代初期，当工人的三哥也结婚了。原来的老家留给二哥和三哥居住，父母和我们小兄妹搬到了路南的宅子里。这时的南宅里，已经盖起了西屋和南屋，我和四哥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所以盖房子成为我们家的头等大事。

这时候，生产队里有了电磨，推碾倒磨的事儿也不多了，但是推煎饼糊还是必须的，这个任务主要有弟弟妹妹承担了。自己家里不再出豆腐了，队里有豆腐坊，不是分豆腐就是队里给做豆腐过年。蒸干粮也不用大锅了，母亲用生铝的“蒸干粮锅”一锅一锅地蒸。全都是白面馒头，也蒸年糕，不再蒸黑面包子和发糕了，社员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从腊月二十二王村大集开始，生产队里就放假，让社员们置办年货。只是我们兄弟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母亲的帮手越来越少了，办年的活儿几乎成了母亲的“专利”。

趁着队里放工的时段，父亲和哥哥们都去南山上开采石头，准备盖屋的石料。早晨推着车子上山，中午饭在山上吃，晚上到了掌灯的时候才推着石头回来。所以大扫除、炸菜的事儿根本没时间做，母亲那个急眼啊，但是又阻止不了。一般的，直到大年三十这天，我们才匆匆忙忙清扫一下院子和大门口，请老祖或上坟祭祖。

生产队里分来的猪下货，基本由我和弟弟作洗好，母亲掌握烹煮的火候；至于过油炸菜的事儿只得推到除夕夜。记得那些年的大年三十晚上，父母亲和我都是在炸菜，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跟父母学会炸菜的。

记得父亲教导我们：“吃亏是福，人家站在我们头顶上拉屎，一把抿了；人家站在我们头顶上撒尿，就当洗洗脸。”“求人不如求自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父亲还给我们讲“国王折筷子”的故事，让我们兄弟之间搞好团结，懂得“兄弟不和外人欺”的道理。

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在南宅又盖了北屋和大门楼子，还为二哥、三哥、四哥和我每人建起了一套新院落，四哥和我都先后结婚成家。

盖房子的时候，不仅石料、木料自己准备，打石头、做门窗，叉屋架子，都是自己干，而且盖屋用的石灰也是自己烧的。施工的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不亚于一个建筑队。就这样，我们家兄弟几个，都继承了父母的勤劳简朴，不计较吃喝穿，只想着干活。

别人家里，对年夜饭很重视，一家人聚在一起，摆一桌子过年菜，喝酒吃团圆饭。我们家几乎没有这样的奢侈，除夕夜是我们炸菜的日子，除夕夜是我们劳动的日子。

记得四哥结婚那一年的除夕夜，我和弟弟在村外的新宅子里做木工活，任务是完成一对办公椅的制作。我们两个人在屋子里锯啊，刨啊、沾啊……正干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叫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四嫂叫我们去吃饭，说包子都下出来了。除夕夜，我和弟弟干了一个通宵。

一家门口一个天（三）

我结婚的时候正在村里干建筑队，不管是大工小工，都给我贺喜，本队有来往的给1元钱，外队没关系的给5毛钱，叫“小送饭”。根据村里的风俗，“小送饭”可以只收钱不请客，但是父亲都把他们请来家喝喜酒，因为那些瓦工和父亲都是老同行，借这个机会和他们一块热闹热闹，增进一下感情。

1977年清明节前夕，我们村建筑队给一社员家盖房子。下午4点多的时候，天上开始飘洒小雨，我们就下架子休息。一会儿，雨停了，我就招呼大家上架子继续干。当我爬到屋檐高的架板上，端着一个灰盆子顺着高低不平的架板颤颤巍巍向前走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一头栽了下来。在人们的一片惊呼中，我虽然本能地伸出双手保护自己，但是我的头还是重重地撞到了硬邦邦的道路上。

这可吓坏了大家，连忙把我扶起来，这时候发现我的右手腕已经朝后了，疼痛难忍。村书记闻讯赶来，叫了一辆拖拉机载着我和父亲、二哥，赶到邻村一位会接骨的陈医生家里。正在接骨的关键时刻，突然停电了，他的家人找来了手电筒，才把我断了的右臂挠骨头给重新复位，并用木板子和绷带固定好。

伤筋动骨一百天。几个月后，我的右臂基本恢复，但是不能拿重物，不能干重活，我只负责给建筑队记工分。1978年6月份，村里在杨古联中当老师的知青回城了，我们村里需要递补一名民办教师，于是村领导研究让我去联中教书。

没想到一个跟头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退休了还有退休金。老伴说，这是她的“福气”催得我，我享得是她地福。我想，这个“福”的代价也太高了吧。

结了婚，有了孩子，就和父母分家单过了，我就成了一家之主。由于物品不多，新屋新家具，忙年的时候大扫除很简单。

记得有一年，妻子带着孩子走娘家了，我自己在家里大扫除。虽然物品少，但是一个人搬出来，再扫屋顶，扫墙壁，扫地面，最后把物品一件一件搬回去安置好，忙了大半天也是很累的，心里有些委屈，责怪妻子不回来和我帮忙。

在生产队时期，过年的猪肉、下货、豆腐、粉条、白菜、萝卜啊什么的，都指望着队里分。生产队解体后，就得自己赶集购买，感觉没了集体就没了依靠，很不习惯。

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七，我去王村大集购置年货。集市上人山人海，摩肩擦踵，好不容易挤到一个卖花生米的小摊上，称上花生米，一模胸前的小口袋，身上的25元钱不翼而飞！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啊！也是置办年货的全部资金。没办法，骑着自行车回家再去拿钱。

分田到户后，我家的责任田就得忙里抽闲去耕种。那时候，时兴“套种”玉米，春节后要给小麦“开沟施肥”。为了抓紧在寒假里把粪肥运到麦田里，小年过后，我就得把粪肥从猪圈里先挖出来，再一车一车运到地里。这运粪肥的工作到大年三十干不完，大年初一下午接着干，我们家年年是从三十忙到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