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品牌澳门》杂志

中央国际广播电台葡语台的记者采访我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本届澳门文学节，你印象最深的活动是什么？” 我回答说：“还是10号下午开幕式结束后举行的《全球化影響下的作家視野》座談會。”我和毕飞宇代表中国内地的作家参加讨论，我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特别关注，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14日晚宴上碰到现场做同声译的那位澳门大学的女研究生，她说在所有发言的作家中，我的发言最难译，我想这是我发言中的信息量大和话语深度造成的。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外，作为聆听者，我也很有收获，印象最深的是那位东帝汶作家在台上的发言和一位莫桑比克的女作家在台下的发言，前者说：“全球化与东帝汶没什么关系。我们刚独立，不担心民族性在全球化大潮中丧失。”后者说：“全球化有什么不好？殖民化有什么不好？正是有了殖民的历史，莫桑比克才摆脱了贫穷，很多莫桑比克人已经丧失了母语，但莫桑比克的灵魂不会改变。”——这些发言并不复杂，似乎也不那么“动听”，但却掷地有声，令我有不小的震撼之感：一两句实实在在的真话，胜过假大空的套话。我发现所有发言的作家都是从各自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来思考人类、世界的问题，这令我对盛行于内地研讨会上的书生论道、纸上谈兵的那一套更加反感。

身为诗人，我肯定是重视朗诵的，所以几次朗诵自己作品的经历自然也很难忘：11日上午去圣若瑟大学，应观众要求我朗诵了两首与“长安”有关的诗：《最后的长安人》和《日落长安》，翻译朗诵了这两首诗的英译文；当晚在郑家大屋举行的《月亮的人质》朗诵会上，主持人姚风先生安排我打头阵，朗诵了《望澳门》一诗；13日，与台湾女诗人席慕容女士同去培正中学，朗诵了《鸽子》一诗，受到席大姐的盛赞和师生们的欢迎，这些经历让我多次感受到在这种文学节上，诗人还是要比小说家幸福得多，因为可以带诗行走，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从9号到达至15号离开，我在本届文学节上总共8次出场，似乎是所有嘉宾中最多的一个，同行们都戏称我为“劳动模范”，本人的感觉也是忙碌、充实而快乐，总之我很喜欢很习惯很享受这种西方式的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又给嘉宾一定自由空间和时间的文学节，没有过多的大会、集体旅游和大吃大喝，作家们分住不同的酒店，也免去了老泡在一起，感觉上我不是去参加了一个会议，而是在春天的澳门小住了一段日子，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