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新世纪诗典”

文/朱剑

作为“新世纪诗典”（简称“新诗典”）的读者和作者，还是通过“世纪诗典”走向诗坛的诗人，又是“新老诗典”主持人伊沙的老朋友，自然，我是应该为“新诗典”写点什么的，而直接触发我的是一个数字（有时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伊沙在微博留言：“新诗典”已经接近“600首之夜”，他要请客庆祝。哦！原来我们这些爱诗者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享受了近600顿诗之美味大餐，而主持人伊沙已经为此工作了近600天——扪心自问，姑且不论能力，但就这份坚持，就是我做不来的，我相信也是绝大部分人做不来的，这中间有太多借口可以推辞不干，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近600天来，新诗典一夜不落(只有过因电脑故障，推迟到第二天才推荐的事情)。非常人做非常事，与伊沙相识十二年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相信缘分的人，有时做事情没有太多利害考虑，做决定看起来随意，但一旦做起来，却是非常认真且韧性十足。这大概是一种天赋。我们一生中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看起来有很多机会，但实际上最终选择的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并且往往是在一瞬间就做了决定。在我看来，伊沙的写作，包括他主持的“新诗典”，都是一种注定了的事情。

“新诗典”既为“新”，不外乎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相对于“世纪诗典”而言的，“新诗典”出来后，“世纪诗典”现在被我们称为“老诗典”；二是面对的是用汉语写作的诗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作品；三是推荐了一大批新人，有很多诗人在此第一次为人所知，比如一些九零后诗人，还有一些诗人，年纪不小，诗龄不短，但长时间被埋没，是新诗典真正发现了他们，比如还非和唐突；四是我的一个个人感受：即伊沙要求他推荐的诗人的作品，尤其对于有一定资历的作者来说，越新越好，不新不推荐，非常严苛。以我为例，目前为此，我被推荐了四首作品，其中第一次推荐的《南京大屠杀》写于2010年（较近），第二次推荐的《磷火》写于2000年（好远），第三次推荐的《菜市场轶事》写于2002年（较远），最近推荐的《两位老作家谈文革遭遇》写于2012年，是我的新作。前三首和第四首之间的推荐间隔，有近十个月之久。为什么？伊沙一直在等我的让人满意的新作！作为老友，他不愿意看我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吃老本，而一直希望我有新的突破！我非常理解并支持他的这种做法，于我而言，这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尊重；于“新诗典”而言，不断有新的生长点，才能保持它的优秀品质。与我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同是长安诗歌节同仁的艾蒿，伊沙完全可以从他的旧作中（虽然也是新世纪以来的作品），选出被推荐的作品，但也是等到艾蒿有令人满意的新作才推荐他的第三首。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说明新诗典的一个重要价值：它不是总结，而是开创。虽然它对新世纪以来优秀的汉语诗歌做了非常全面、精准的总结，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伊沙的着眼点还是放在了现在和未来。

在某次长安诗歌节上，谈及新诗典和个人创作，伊沙说了一句再老实不过的话：我写的是一种诗，选的是另外一种诗。这话我这么理解：在创作上，伊沙有自己坚定的美学追求并一直在探索，但作为一名选家，则做到了兼容并包。（当然，将此说成他有时在等大家也不夸张。）或许在开始的时候，有人会有意或无意的把新诗典与口语、后现代等一些词汇标签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却证明，“新诗典”恰恰不是同仁选、流派选、年代选等等，而是包容性极强的选本。截至本文写作时间为止，新诗典共有348名作者、595首诗歌被推荐。其中，从诗人年龄结构来看，从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每一代都有入选者，前者如郑敏（92岁高龄）、洛夫（84岁高龄），后者如余幼幼等；从地理分布来看，新诗典诗人遍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从诗人国籍来看，既有中国诗人，又有外国诗人，比如美国诗人、汉学家梅丹理先生用汉语写作的诗歌就入选了“新诗典”；从风格上来看，自然，口语一脉占了主流，但意象诗也有一席之地，甚至还有谣曲风格的诗歌入选。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些诗人在“新诗典”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其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秦巴子先生，过去是意象诗的代表诗人，但近两年，却融意象与口语于一体，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张弛有度的诗歌风格，巴子兄也借此登上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成为当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因此，我要说的新诗典第二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不是造小圈子，而是创多元大格局。这样的结果，如果在微博上看不直观的话，可以去看纸版的《新世纪诗典·第一季》。

虽说包容、多元，但“新诗典”有自己的原则，伊沙就曾明确表示坚决拒绝推荐新诗和带有十七年诗歌余风的诗作，这是一个底线，他一直强调的是诗的现代性。这就引出了我所要说的新诗典的第三个重要价值。

新诗典有没有批判？当然有，但又不仅仅止于此。做个批判者多容易啊，大不了把自己搭上冷嘲热讽一下就可以了，但做个建设者，却是艰难的。而新诗典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在建设。建设什么呢？用诗歌的方式，建设一个新文明。我一直这么认为，哪怕时代已经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但我们中国社会依旧停留在中世纪，没有进入现代，国人的心态依旧是农民式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公共理性和科学理性，二是用固定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会像土地一样永恒不变。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中国诗歌。我认为新诗典在努力打破这些东西，至少是在指出一个方向，比如前文讲过的它不是一个小圈子，就是在建设一种充满公共理性的新文化，又比如对新诗人、对诗人新作的要求和呼唤，就是在鼓励诗人们不断前行，去探索，去创造一种不同于中国过往、也不同于外国诗歌的中国现代诗。仔细读每天伊沙的推荐语，我看到的是他在努力构造一个新的、有关于现代诗的体系。他对现代诗当代性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强调，他说：“有追求的现代诗一定要把当代有价值的发现写下来，新瓶装新旧，而不是相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创意”，他也表示欣赏之极。所以，我要说的“新诗典”的第三个重要价值就是：不是批判，而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