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的创作，包括你的历史小说。

翻译算不算创作？似有定论：再创作。从去年冬天开始，我翻译成瘾。先是又译了我和老G1995年首译的布考斯基100首（以前译过100首），接着横向翻译了几十首世界名作，然后应出版之约重点翻译了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等200首，目前也正应出版之约重译泰戈尔三大名篇《飞鸟集》《新月集》《吉檀迦利》。后两位诗人的诗集都会在今年之内公开出版。不到一年时间，竟然译了这么人次的这么多篇目，连我自己都要为之咋舌！看来，我的翻译也是一座火山。

纯创作方面，诗似乎永远在写，每月至少10首，这样的状态从1988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大东西《梦》系列是重点，这两年出门多起来，《行》系列也在不断加厚拓宽。小说自去年3月开始写《曹操》，是我的第7部长篇和第2部历史题材小说，保守预计，年内脱稿。

我过去听说过一个词语，叫做“正值创作盛年”，我终于可以说：现在我就是。

2、  诗歌观点。

一位美国诗人（请原谅我未能记住他的名字）把诗歌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概括为“便条”。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现代诗歌最懂行和最具发现性的说法。你可意会，我不能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去发挥性地阐释它任何一个字。

    便条的写作。片言只语的写作。不得不说的写作——这是今天的（请不要杞人忧天地说这是“最后的”）诗歌写作。

    把自己的写作当成一项伟大工程的开始（而不是书写便条），设想自己是和屈原、李白、但丁、哥德、莎士比亚……一同开始，这是中文系大学生的幼稚病，是典型的文学青年式的业余写作。可怕的是，这种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蔓延在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多被认为是“优秀”的）中国诗人中间。

    不是怕被读者漠视——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我只是有些担心，中国的诗歌已被中国的文学艺术的整体所抛弃。因此我暗藏一个小小的愿望，愿意以诗人的身份与同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摇滚人、前卫画家、行为艺术家、实验话剧和地下电影的导演……把东西搁在一起，比一比哪怕是最外在的一点小聪明呢！

台湾诗人痖弦在评论另一位台湾诗人商禽时说：“我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我抄录这句话是因为我认同这句话。但我拒绝抄录他对这句话的论证。这句话不大能够经得住论证（世间很多很对的话都是如此），只是它本身很好地说出了我的一种直觉：关于一个作家的基本立场。

我的语言是裸体的。别人说那是“反修辞”。

有两种卫道士，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另一种在我们行业内部，满嘴“诗”、“这是诗”、“那不是诗”的那路货色。

风格善变的诗人要么天生具有戏子的品格（诗歌写作中最要命的一种“品格”），要么就是彻底的不成熟。庞德所说的“日日新”要慎解。

我似乎被公认为一个不讲技术的诗人。这真是一件让我经常暗中偷乐的事情，就让他们坚持这么认为好了！就让他们永远这么认为好了！我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是怎么在语感上做文章而让他们读来如此舒服的，也不会说我进入一首诗的角度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更不会写类似的自解文章。我的技术不留痕迹，花招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点得意洋洋。

——选自拙论《有话要说》

3、  介绍下活动上要朗诵的诗作。

我准备朗诵两首诗：《饿死诗人》和《春天的乳房劫》。

“饿死诗人”恐怕已成当代成语了吧？它出自我这首1990年创作的诗，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该诗是我的三大名作之一，也是我所有诗中最适合放声朗诵的篇目，适合在大场合朗诵，所以我选了它。

创作于2006年的《春天的乳房劫》是我新世纪以来创作的短诗中最受好评的一首，它的抒情浓度之高既符合诗歌的本质，也适合公开朗诵，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朗诵，它都是深受欢迎的。

总之，希望这创作于两个世纪的一早一晚的两首诗，能够带着观众美好的诗歌享受。一个诗人，是骡子是马，现场溜溜就知道了。预祝本届“诗歌人间”活动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