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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在天上》（三十二）
(2008-01-01 17: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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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党帆：《访谈录》中的这段文字读得我心惊肉跳
很久未回长安了——我都快把故乡忘记了！
这一年来，我在事业上总算有了一点起色：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接纳了我——但不是作为一名歌手而是作为一名幕后作者签的约，也就是说：他们看上的是我的歌，而不是我的人，把我的歌买去给他们签下的歌手演唱，效果还不错，其中一首让一位80年代就已成名中间歇菜了好几年的老姐姐赢得了她歌唱生涯的“第二春”，也让我在圈子里博得了一点名气，至少现在不必再为“下一顿饭”的问题犯愁了，并从农民房里搬了出来。
这天上午，和往常一样，我去公司上班。一去就看见三个同事围着一张报纸在看什么，其中一位见我进来了，便大声问我：“党帆，你跟汉唐关系咋样？”
我答道：“不咋样！”
“不咋样？你们不是老乡吗？”
“是老乡，但不咋样，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关系……怎么啦？”
“你过来瞅瞅吧：不知道他怎么得罪老C了，这老C显然是要拿他开刀了……”
他们塞到我手里的是一份新出《音乐先锋报》——这份报纸办得很有个性和锋芒，是圈里人和音乐青年们平时爱看的专业性报纸，公司订了一份，平时一到班，我也是先要泡上一杯茶看看这份报的，他们指给我看上面发在头版头条的一篇《老C访谈录》，很快我便看到了两个为我所熟悉的名字——
记者：你对年轻一代音乐人，如最近几年风头正劲的汉唐等人的创作是怎么看的？你熟悉他们的作品吗？
老C：我不太相信他们的音乐。我最早是搞演奏的，我知道演出经验的重要性，我在舞台上比坐在录音棚里的时间更多，在这点上，我得感谢命运，我先是演奏型的乐手，然后才是录音型的乐手。录音是一种制作，说难听了就是骗局。所以看这些人看不出真功夫，如果有真功夫就拉出来遛遛，那才是真音乐家。西方的布鲁斯音乐最早都是演奏型艺术，任何一盘磁带后面都有成千上万场的演出作基础，所以才会那么好听。在中国一上来就想录磁带，刚写了几首歌就找人录小样，这样再好我也不相信，因为我是从那儿出来的，我太清楚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了。所以我对他们的评论就是：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
记者：请谈谈歌词写作与诗歌写作的关系——它们的异同？
老C：写诗更自由，写词要受音乐的限制，韵脚啊节奏啊。
记者：你读中国当代的诗歌吗？对所谓“后现代诗歌”你持何见解？
老C：我非常不了解“后现代”——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记者：是这样，现在有几个写诗的，号称是“摇滚诗人”。
老C：谁呀？
记者：长安有个叫罗马的诗人。
老C：罗马这个人太坏了！他已经不是诗人了！
记者：据我所知：你6月份在长安演出时他到现场看了。
老C：不知道。
记者：你们认识吗？
老C：没见过，不认识。但我已经知道许多人开始写文章公开对他那种无道理无逻辑没有依据的批评表示……
记者：他骂了50多人了，什么X、Y。
老C：我知道，他也骂了Z骂了W……为什么？他究竟什么目的？
记者：不知道。可能就是为了出名吧。
老C：我觉得罗马的评论没有社会责任感，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是想让人们不注意别人只注意他。罗马的评论没有责任感，不对历史负责……一开始我看他的评论还觉得特有意思，觉得他有责任感，他批评我的我都能接受，我知道我需要批评，这让我能想到很多问题。后来我发觉此人并没有想对社会产生责任。许多人特别丑恶，哗众取宠。我发现他很多东西是捏造的，有很多特别虚伪的地方。汉唐的许多歌词是他写的，而你发现没有：他从来不批判汉唐——这等于是在替汉唐作弊。
记者：汉唐的歌词确实是他写的吗？
老C：对，我已经听说了。如果这样的话他可太坏了，他等于是在庇护他的一个哥们儿！
《访谈录》中的这段文字读得我心惊肉跳！仿佛是在说我！
我收起报纸，扑向办公桌上的电话，立刻给远在长安的罗马打了一个，并把报纸的这一面给他传真过去。
他收到读罢之后，又把电话打过来，由于周围有人，我们没有多聊，我只在电话中叮嘱他：“大哥，赶紧通知汉唐！”
罗马：遂成一篇名为《老C，谁是不负责任的人？》的反驳檄文
挂断党帆的电话，我就朝汉唐家打——拨号的瞬间，一个念头掠过我的大脑：我有多久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了？到底还是兄弟呀！紧急关头就跳出来了！
电话通了，但迟迟不见接——这小子肯定还在睡懒觉！跟没事儿人似的！
我就反复摁重拨键，直到电话里响起他慵懒的声音：“喂！”
我急不可待地说：“老三，是我！《音乐先锋报》你看见了吗？没有！是这样：今天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老C访谈录》，这老C破口大骂，骂到了你我，我给你念念……”
我一口气把这篇访谈录涉及到我俩的那一段一字不落地念完了。
汉唐没有反应——估计是正在发懵。
我有点激动地说：“我想马上写篇文章！把子虚乌有的我替你写歌词的事说清楚……”
还是没有反应。
我安慰他说：“老三，你别太难过！有些事既来之则安之，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了，咱们争取来个变坏事为好事，借机造成这样一个舆论效果：让歌迷觉得他是在吃你的醋，看你风头正劲有些眼红——这是中国摇滚的‘歌王争霸’！”
听我这么一开导，电话里的汉唐终于说出话来了：“二哥，你写吧！拉兄弟一把！”
这个上午够我忙的：给汉唐的电话刚打完，马上又接到《音乐先锋报》一位记者的电话，问我看到今天的报纸没有，我说看到了，他毫不讳言：《老C访谈录》是他在哈尔滨老C演唱会之后做的，就是想给平静的歌坛点上一把火，借机炒作一下。现在他要采访三位当事人，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我正准备写篇文章，他听了之后很高兴，请我快点写，写好之后马上传真给他。之后，我便放下手头的工作，躲在隔断里埋头写文章，越写越来劲，遂成一篇题为《老C，谁是不负责任的人？》的反驳檄文，我在文中如此写道——
首先，我不知道我在那篇文章中的哪些地方进行了“捏造”，老C说他发现有“很多”，我想请他最好能够举例一二：“捏造”之名，非同小可，担当不起！
其次，我相信读者和乐迷朋友一定和我本人一起被老C所发布的这条“新闻”惊呆：汉唐的许多歌词是罗马写的。这种天方夜谭让我感到自己还没长出那第三只手就已被别人诬为小偷，与此同时我感到特别对不住我兄弟般的朋友汉唐，更感到别扭的是我竟无法为我的歉疚感负责——当“莫须有”从天而降。是的，我和汉唐是哥们儿，但迄今为止，我从未给汉唐写过半句歌词；据我所知，汉唐也从未给别人的词作谱过曲。是朋友就要合作，有这么庸俗吗？我和汉唐都属于排他性极强的人，我们各自的活儿都极端个人化，连我都不敢想象我们如果合作会是何种情景。在诸多观念性的问题上，我和汉唐十分默契，但听他的音乐，我还是觉得离我很远，他的角度是汉唐的角度，他已经走入了他的极端。身为诗人（老C不承认也没用），我出过两本诗集，汉唐手上都有（我寄赠给他的），如果他看上其中哪首诗，想要为之谱曲的话，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从来没有。倒是同样出自长安的另一位更为年轻的歌手党帆为我的两首诗谱过曲。
至于老C说我“从来不批判汉唐”——这也不是事实。在今年的一篇文章中，我就对汉唐做人和做音乐两方面都提出过婉转的批评，老C是没有看到？还是有意忽略不计？就在同一篇文字中，我也提到了老C，我指出：“中国最具人文色彩的两大歌手：一个是老C，一个是汉唐。”——所以，我不希望他们二人之间的较量或由此生发的“攻击”（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采用的是以“听说”作前置词后坠一段谣言或谎言的形式！
以上便是老C所说的我“在替汉唐作弊”的全部事实。事实如此，我庇护了我的兄弟吗？我是否真的已经坏到了老C所说的那个份上？
在文章的结尾处我写道——
我们的歌王内心已是多么苍老，贬低同行，恐惧新锐，大家气象与风范全无。真是邪火点燃邪火，还奢谈什么“责任”？！
写完之后已过中午，我饭都顾不上吃，将送来的盒饭推到一边，又拨通了汉唐家的电话，给他全文朗诵了一遍，问他这样写行不行；他听完之后说：“……行吧。”
我感觉他有点发蔫儿，似乎不想多说话——不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情！
汉唐：这个电话有些神秘，里面的声音陌生而又熟悉
这天过得真不像是人的日子！
早上睡得正香却被罗马从长安打来的电话闹醒，稀里胡涂地接受了这么一件腌臜事，搞得我心烦意乱，自然也就睡不着了。
接着是《音乐先锋报》的一位记者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看了报纸，我说还没有但是听说了，他马上就要采访我，我说不行，等我买份报纸看了再说，就把这个采访推到晚上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又打来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有些神秘，里面的声音陌生而又熟悉，压低了问：“是汉唐吗？”
我答：“是。”
“我老C。”
“……”
“咱们同台演出过，好像还不止一次吧，就是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过。”
“对……你好！”
“今天的《音乐生活报》看了吗？”
“没有……不过，有人打电话跟我说了。”
“汉唐，我要向你道歉……这个报纸有点无聊，那个采访是在私下聊天的状态下进行的，我没想到他们会拿去发表……不管怎么说，我不该说你的歌词是罗马写的。”
“没……没事儿！确实有一首歌的词……他参与过，当时我是先有了曲，但没有写词的灵感，那时候我正好住在他们宿舍，就让他们宿舍的人帮我想，结果大伙一人一句凑了出来，总共有七个人参与，其中就有罗马。这首歌后来收在我的第一个专辑里，但没署他们的名儿，只是笼统地写着：汉唐词曲。”
“噢！原来是这样啊！听起来挺好玩的。我已经忘了是在哪儿听谁说过你的有些词是他写的了，你这哥们儿是写诗的，大伙容易这样联想……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没事儿！”
“汉唐，不打不成交，今天咱们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来找我。”
“嗯。”
这个电话打完，我顿时觉出饿了，下楼去吃快餐，路过报亭时买了一份《音乐先锋报》，听卖报老头说：“今儿这报可好卖了，也不知道上头有啥好事儿。”说得我哭笑不得！在快餐店等餐时，我将登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的那篇《老C访谈录》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也许是罗马已经在电话里给我读过一遍的缘故，也许是老C已经在电话里给我道过歉了，我读了之后并没有生气的感觉，甚至觉得有点好玩。
吃完饭回到家，我感觉有点困，刚想睡个午觉，罗马电话又来了，把他新鲜出炉的战斗檄文给我念了一遍，写的倒是痛快淋漓，但是有点煞有介事——这也是其一贯的行文风格，他问我行不行，尽管在此时的我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再搞这么一场文字风暴了，但我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他至少有一半（另一半分明是为他自己）也是为我两肋插刀呀！只好说行。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是越来越不喜欢他的文章了，也许是越来越不喜欢他这个人——我觉得：他自打从秦岭山进了长安城，变得越来越猴急越功利，此时此刻明显是想利用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来提高他自个儿的知名度！他写所谓的“乐评”，插手音乐界的事儿，表面上看是在偏袒我，实际上对我越来越不利，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的兄弟（这也是他自己老在文章中提给人造成的印象——我就没有一次公开说过：罗马是我的兄弟），见了我就说：“你那哥们儿又骂人了！”、“劝劝你哥们儿别骂了！”——好像他骂人跟我有猫腻似的。他还把我跟他私下里聊的圈子里的破事儿拿到文章中去写，圈内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告诉他的，这对我很不利！
下午我睡了一觉，一直睡到尹晓玲下班回来，我们随便弄了点饭吃。这饭还没吃完，那位记者的电话就打来了，说是已经采访过老C，并且收到了罗马传真过来的文章，现在急于想要采访我，最好能够面谈。我就告诉他我家所在的小区边上的一个茶艺馆，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在哪儿见面。
这个记者蛮有趣：是个活灵活现的小胖子，他先告诉我白天采访老C时老C怎么说的，将老C说话的神态和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个老C，在记者面前就没有在给我的电话中那么低调了，嘴还挺硬，顺竿就爬地用我中午刚刚告诉他的“七人写歌”说事儿，将自己造谣、传谣之嫌尽量抹淡……现在看来，我中午没有照我本意去阻止罗马发表他的檄文是对的，应该让老C这家伙受点刺激得点教训！这个小胖子绝对是个好记者，他自己先滔滔不绝地说，先把自个儿扮成一个倾诉狂，令采访对象深受其感染，自然也就被调动起来——我心甘情愿地上了他的套，一反往常比较谨慎的态度，毫不隐讳地说出了不少真实的看法，包括对于“自家兄弟”罗马的认识……
党帆：怎么会是这种结果？真叫人目不忍视！
两天以后。
还是一早上班所遇到的景象：三位同事围看一份报纸，其中一位冲我嚷道：“党帆，快过来瞧热闹嘿！三对面，互相骂，狗咬狗，一嘴毛！”
我等他们看完，才拿过报纸，一睹为快！
在该报——还是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首先侵入我眼睛的是一个通栏的大标题——
出言不慎
老C公开向汉唐致歉
久未露面的摇滚界“巨头”老C先生不久前接受我报记者采访时出言不慎而引来麻烦，他因提到“汉唐的许多歌词是罗马所作”和指责罗马的批评文章没有责任感而被罗马反问“老C，谁是不负责任的人？”（见同版下文）。事后老C表示向汉唐致歉。为此记者分别走访了老C和汉唐两位当事人，请他们对此事件发表看法。
前日下午，在老C赴安徽演出前的排练间隙，记者在北京青年宫地下排练厅采访了他。老C首先声明惹出事端的几句话是在那次采访快结束时随便聊天说出的，此时已不是新闻采访的气氛，谈话未经深思熟虑，“说完自己都忘了”，他也没意识到会被新闻界公布。老C说：“这使我特别难堪，因为要卷入一场毫无准备的争议”。文章见报后，老C给汉唐打过电话致歉，说自己没想到会造成社会影响，但必须承受自己无心造成的现实。老C说汉唐表示愿意接受他的解释，但同时也未否认他一盘盒带中的一首歌不是他一人所写，这首歌词是由汉唐、罗马等7个人合写，但却只署了汉唐的名。老C说他“罗马为汉唐写歌词”的印象可能源于因此而起的传言。
关于罗马，老C强调不想谈论个人，“如果谈论社会，我可以向罗马宣战。罗马的批评给大部分人以悲观意识，虽然批评者个人可能显得很有力量，但批评给社会带来绝望。”
……
老C最后强调说，不想给罗马“报复”或“妥协”这样的感觉，他还再次声称“汉唐若因此事而受到伤害我非常抱歉”，但他同时也认为“通过无意识的东西解决了对人的信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采访结束时，老C叮嘱记者如果汉唐不希望“7人写歌”一事见报，就不要写了，“不希望给汉唐再次带来伤害。”
老C的反应大体不出我所料，以其“歌王”之尊还能够公开向汉唐致歉，我认为他已经做得很大度了，这反而无损于他的面子：谁没有说话不走脑子信口开河的时刻呢？有时候只是一瞬间！令我大跌眼镜的是记者对汉唐的采访，读得我后背直冒凉气。我在读完罗马的文章《老C，谁是不负责任的人？》之后，又将汉唐的采访内容重读了一遍，心中已是凉透！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是这种结果？真叫人目不忍视！
没想到这时候，罗马的电话打来了，问我《音乐先锋报》把这个事件做出来没有，我因为不忍心告诉他这个难堪的结果，便手拿报纸信口撒谎：
“我……还没见到报纸呢！”
罗马：我想替朋友两肋插刀，结果朋友将刀插在了我的两肋上
说来奇怪，这天一早起来我心里头就有那么点不踏实。
思来想去，惦记的还是《音乐先锋报》将会怎样炒作这次事件。
一到班上，我先给党帆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还没有见到报纸；又想给汉唐打一个（记者如何采访他还没听他说起过呢）——但考虑到这家伙是个夜猫子，一贯爱睡懒觉，早晨从中午开始，就算吵醒他他也没看报纸，就作罢了。
之后，我专门到报社资料室走了一趟，问管资料的老头：咱报社有没有订阅《音乐先锋报》，老头说没有，还说也没见对方寄赠。
我来到允许抽烟的会客室坐了一会儿，一连抽了两支烟，这心里头还是像猫抓似的不踏实，就想到楼下的报亭去看一眼。去了一问没有，我便沿着大街向前走去，遇报亭就上前问，问到第四个终于遂了我的愿，我一眼便瞧见了那个引人注目的通栏大标题：《出言不慎
有关老C的采访内容，我读得比较潦草，一目十行。他对我的情绪和说词不出我所料——老虎屁股摸不得嘛！我以为：他做出“公开道歉”的姿态是明智的，说明他是个聪明人。
接下来便是记者采访汉唐的内容——
前日晚在北京某茶艺馆，记者采访了另外一位当事人汉唐。汉唐说对于这件事他尚未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过，尽管完全可以这么做。他说此事也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伤害”。“如果老C愿意以‘7人写歌’一事作为自己的一个保护措施，我无所谓，这事可以公开，事实上这事是我在他向我致歉的电话中告诉他的。”
对于罗马对老C“不负责任”的质问，汉唐也谈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所有的人都在不负责任，别人做了坏事都跟着做，包括媒体。”但他认为自己现在是个负责任的人。“前一段我在一盘合辑中录的一首歌是在仓促中完成的，是不怎么负责任的。虽然也是尽力在做，但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前两天碰到两个小孩说这歌不错，心里挺难受。若在以前稍圆滑时很多话不会说，现在这么说话挺直接，把所有心里话都说出来会得罪所有人。”汉唐接着指责很多人的创作和批评急功近利——让记者大跌眼镜的是：汉唐将矛头直指自己的朋友：“罗马的批评也在其列，甚至首当其冲。”他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此种毫无责任的批评纯属谩骂，属于攻击不属于批评，我在这里不怕得罪朋友：罗马的批评本质上是恶意的、自私的，带有极强的表演性，只顾自己出名，他太想出名了——让我当着他面说，也是这个看法，我也不回避在对罗马的看法上与老C雷同，这不是随声附和，而是不谋而合，是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我和罗马虽然是同学是朋友是兄弟，他在我当年流浪北京最困难的时候，也给过我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但我俩在多方面都存在着分歧，而且越来越大，应该这样说，本质上属于两路人：他是文人，我是艺术家。所以，他干什么与我没关系，希望大家以后不要把我和他扯在一起！”
汉唐对罗马毫不留情的激烈批评确实大大超出了记者的预料。反而，对于“与老C有隙”的传言，汉唐倒是矢口否认：“绝无此事”，因为“跟老C本来就不熟，平时也无交往，所以不可能有矛盾起冲突。”他还特别强调：“对老C，我一直是心存敬意的，因为毕竟属于听着人家的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汉唐还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以“特别健康的态度在认真工作”，比起成名前因经济等原因造成的焦虑状态“精神很愉快”。明年春暖花开时节，他将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回到他生长的长安去办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现在他正为此做着全方位的精心准备。“这个突发事件不会影响我什么，”他说，“但也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让我安安静静地做音乐吧！那些无聊的人事少来打搅我！”
我终于遭遇到了“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事实，就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敢相信，于是看了第三遍。这下相信了：我今年刚满三十岁，眼睛还没花！
我不敢看的是自己的文章——不敢在三人言论的对比之中再刺激自己一次！
我颓坐在那儿，屁股被冰凉的铁栏硌得生疼，于是便跳了起来，起来之后却不知道该干什么，想了想便朝回走去，迎着行人大步流星地走着，瞧谁都不顺眼，真想找茬把谁臭揍一顿！
人最大的痛苦是你突然感到没法给自己一个交代：任凭自己跟着傻B似的戳在那份破报纸上，被两个唱歌的联手给耍了！我想起了那句已经变成大俗话的至理名言：我想替朋友两肋插刀，结果朋友将刀插在了我的两肋上！
正当我痛苦不堪几欲疯狂时，我的呼机叫了，父亲发来几个字：“速到唐都医院，你妈想见你。”
我发热的头脑竟一下子冷静了，赶紧走到路边打了一辆车就走，一路上心中忐忑：从查出尿毒症到现在，母亲坚持不用透析疗法，也已经活了三年多了。近来她视力下降得十分厉害，越来越看不清楚，一查是患了白内障，已经住进了我老婆工作的西京医院，准备做手术……这个情况我很清楚，前天入院时我就在场，那么突然想见我是怎么回事呢？别是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到了西京医院住院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她的病房，只见母亲一人在，靠在床头的她一见我便倾诉起来：“儿子呀！大夫不肯给我做手术，说是打麻药对我的那个病有很大的风险，你爸拿不定主意，我说把你叫来——我给你说噢：你妈宁可少活两年，也不想当瞎子看不见，我这个孙子我还没看够呢！记住了噢：你要替我作主，支持我把这个手术做了！”
我站在那里，心乱如麻，眼里只有母亲的病——它唯一的好处在于：让我暂且忘记了其他痛苦！痛苦这玩意也是相食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父亲很快进来了，老婆也从口腔科那边过来了，我们三对面一商量，最终还是决定遵照母亲的意愿：冒险实施手术！之后，我们就到医生面前表了态，由父亲代表亲属一方签了字。
第二天上午，母亲便在西京医院做了这次后患未卜的白内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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