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伊沙的土，伊沙的变成伊老农，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他以为自己不是。

知识分子这个臭烘烘的词我们都很熟悉，但要具体问它的含义，却又都不甚了然。我今日便为大家把“知识分子”的各种内涵外延总结如下。

知识分子在心理上的最重要特征是忧国忧民。天生一副俯视众人样，哪怕破败到了孔乙己的地步也不忘知识分子的“高贵”身份，仍然要把那件破破烂烂的心理上的长衫罩上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使然。统治者们的目标、读书人的追求就是制造、成为这种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的管理者、驯化者、代言人、申冤人、父母官。鲁迅把他们称之为脖子上挂着知识分子徽章的领头羊真是再形象不过了。

知识分子因为这种心理特征，在外界表现上的典型特征就是一定要在各种大是大非、小是小非中坚定地表明一种自以为很伟大很高尚实则不过很时髦很道德的立场。

譬如说，关于什么运动、什么学潮、什么事件，甚至是跟中国人完全无关的911事件，余杰那类北大型知识分子就一定要迅速而坚决地表明他们的“大慈大悲“或“神圣的愤怒”之类态度立场。不表明态度行不行呢？不行的，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民众的代言人、教化者，他们不发言民众岂不就要失去方向乱套了。民众养他们何用，不就是为了让他们来教自己在各种事情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么。他们若不开口，在他们那圈子里叫“失语”，意即太无能，是要被开除出知识分子队伍的前兆。他们是知识分子啊，所以总得像个知识分子，总得来教育人民，总得来领着人民往那条通往最高尚最道德最正义的路上走。他们一辈子的努力，就是在攀比谁给民众带的路更道德更正义。民众呢，虽然也还算听他们的指挥，但总是要把他们的道德和正义打个很低的折扣才肯接受。于是这批知识分子们便不得不经常谈论“在世俗中坚守精神家园”之类来给自己打强心针。真是难为他们啊！——乡下的杂货店门口，晚上总有一群人聚在那里看电视，有晚来的，看了几眼就会问，“这里哪个是好人啊？”于是便有热心的、因常在那里看电视而非常熟悉的，出来答疑解惑，“这个男的是好人，那个女的也不坏，那个老头很坏……”余杰们扮演的，便是在乡下杂货店门口给民工们讲解肥皂剧的角色。

再譬如徐江这类民间小知识分子，娱乐文化里有了什么新动向，易中天之类弄出了点什么噱头，他都得赶紧晃着头脑披着知识分子的长袍蹦出来给我们讲解这里又有什么新意义了。他扮演的是在电影院里给已脱贫的小市民们答疑解惑的角色。他一向以鲁迅的正宗弟子自居，可是鲁迅在那些评论社会现象的杂文里告诉我们的是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他和伊沙一样都拜错祖了。伊沙该拜的是李敖，他该拜的是当年《现代评论》里的陈西滢：都是一样不痛不痒四平八稳极文艺极公正极允和极正确的腔调。徐江以他这些年的努力，也可以获封一顶“土鲁迅”的帽子。

北大的大知识分子们和民间的小知识分子们虽然在一贯的给人民答疑解惑的热心上相似，但都有自己的固定讲解范围，譬如余杰便不大肯来谈易中天，徐江也不大肯去关心国计民生。但也有集这两种知识分子之大成，什么都要讲解的，那就是最最知识分子的朱大可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在那场乡下农民闹剧中但凡有一丝机会，便要赶紧加进她的“一代不如一代”论。朱大可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娱乐闹剧中也是一样，但凡有一丝可能，便要赶紧跑出来兜售他的半生不熟的殖民地理论。无论是哪行那业，不分事情巨细大小，上至国计民生，下至网游事件，但凡出了任何一丝动静，朱大可就要出来拿他半生不熟的殖民地理论出来教育大家。面对此景，我真是想对大可同志说一声：您辛苦了！人民随便放个屁您就得来教育一通，劳累了您哪！您以这些年“勿以善小而不捧，勿以恶小而不批”的努力，可以获赠一顶“文坛刘皇叔”的帽子，

所有这些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多多少少都可获赠一顶“土鲁迅”的帽子。像朱大可这种嚼着半生不熟（在老外那里还早已过时）的殖民地理论，捧出施蛰存之流供在他的光荣榜上，还能自觉得比鲁迅高明的，也实属罕见。

中国这些年的作家们和诗人们，这些被称之为文学家的人们，大多也都可获赠“土鲁迅”的帽子。国产思想家们把各种道德正义浓缩了出来教人，他们则把各种道德和正义稀释在作品里教人。他们的潜意识里，多多少少仍然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为民请命的架势。譬如伊沙，诗里经常出现的同那首《当年的革命》里大诗人面对小教授的自豪感相似的内容和腔调，便也是一种，是一种自以为更高明的知识分子面对学院知识分子的自豪感。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去关心这些，才会迫切地要在各种是非中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像朱文，听到这些就像听到任何的街头闲谈，虽然也看不起，但绝不会从中得到任何自豪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伊沙另有一首诗，描述街头发生车祸，一群人围观，一个知识分子开着车走过，探出头骂一句“劣根性”，末尾伊沙大义凛然地教训那个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按他们的方式给死者送行，你懂吗？”这里的腔调也是一样的。伊老农现在的这些破诗，起码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述这些同知识分子们攀比正义制高点的心得，另有起码三分之一则在抒发他比大西北汉子还汉子的自豪感。——这就是“世界大师级”的写作啊！

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至少他不能在买菜的时候只想着如何侃价，至少要想点国计民生、三农问题、农民生活不易；还有他也不能在路上看见一个乞丐的时候，只抬抬腿走过去，至少也得是想了一通良心、社会冷漠、社会最低保障之类，虽然边想也不过边抬腿走过去。因为他总得像个知识分子，总得代表人民和某种正义！没了这某种正义他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失去人生乐趣了。我只希望这些知识分子不要在上床的时候还想着这是神圣的为爱情而进行的性交、是繁殖后代的必要等。伊沙同这类典型知识分子相比怎样，望他自己去深思。

“土鲁迅”之所以只能是“土鲁迅”，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鲁迅从来不是知识分子。他从未把自己摆在人民代言人的位置上。他也从未把自己放在像梁实秋那种艺术代言人的立场上。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他个人的身份说出的，是他以一个普通的个人面对时代的所感所想。而“土鲁迅”们却总是先在自己身上套上一层罩子，以群体的身份发言。鲁迅可以称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但那是他从心里发出的“忧国忧民”，是真实的“忧国忧民”；“土鲁迅”却不是从自己心里产生的“忧国忧民”，而是因为习惯被别人灌输的“忧国忧民”，所以他们“忧”到最后难免要尴尬，难免要“失语”，因为他们实在并没深思过这“国”、“民”可以怎么“忧”。鲁迅却自始至终没有这种尴尬，因为他自始至终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学家对于时代和民族可以做点什么，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换一种方式来说，鲁迅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缩小到为人民为国家民族檫屁股的地步，他的提到这些人民国家民族是因为他心中洋溢的生命情感需要借助这些来表现。他早年从拜伦、雪莱、果戈理的作品中感受到的东西是他一生的支柱。他在和那些土文人们的纠缠中头脑再暂时混乱，只要回想一下这些东西就明白自己在追求什么，不会把自己变成鲁老农。“土鲁迅”们却根本没有一种对伟大精神美的感受可以支撑自己，扯到后来，就算原先头脑还清醒也在和老农们的纠缠中变成老农了。《尤利西斯》乔伊斯借斯蒂芬之口说出的名言“爱尔兰之所以重要，谅必是因为我”，对于鲁迅也是适用的。优秀的艺术家们从来不为什么外在事物创作，只为心中的生命情感写作，那些外界事物只是他们借以表现自己的工具。

假如用美学的语言来描述鲁迅的文学和这些模仿者们的文学的区别，那便是：鲁迅是客观的，而这些模仿者们却是主观的。主观和客观是歌德在《歌德访谈录》里留下的最重要的美学概念，文学精义的大半都在这两个概念里。简单地说，客观的文学是由外而内的，艺术家由外界的事物引发自己的感觉，于是忠实地记录下这感觉，这感觉会引发出什么主题思想概念他自己也不知道；主观的文学是由心中的既定概念出发，在外界事物中寻找能表现这种概念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是客观的（虽然里边也有一点主观的成分），是实实在在的瞬间生命情感的抒发，不为任何目的；而他的大部分诗歌却是主观的，心中始终念念不忘他“农民的儿子要歌唱农民”的概念。

伊沙他写《车过黄河》的时候还不是知识分子。《车过黄河》是纯客观的，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一丝要和某种知识分子较劲的意味，没有任何一丝要批判什么的意味；或者说，他的要批判某种知识分子的意味是因外界的感觉自发产生的，非心中的既定概念产生。至于他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已说这么多，也不用提了。

但伊沙他心里始终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即便在早期的《饿死诗人》里也露出了这种迹象：若不是知识分子，便不会对那些小知识分子诗人有如此强的痛恨感。他后来便彻底走上了知识分子的路。

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主观还是客观，最简单地说就是心中有成见写作和无成见写作的区别。伊沙他一直以为自己远离了知识分子，甚至有“还是布考斯基伟大，金斯堡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感触。不管布考斯基和金斯堡两人成就如何，在我看来，他们起码都远离了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的作品中都有独立、自由的心灵，是为自己写作，没有指望人民赏蛋糕吃的意味。欧洲只有最不入流的作家才会连这点东西都突破不了。——而这种最起码的心灵的独立自由却是中国的作家们一直缺乏的，也是伊沙现在根本缺乏的。

做知识分子的好处便是他总能缩回知识分子的壳里安慰自己。独立的心灵却没有任何去处可缩。《福音书》里有这么几句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指的不是生活状况，而是耶稣、鲁迅这类人的精神状态。那些大大小小的文人们，都有自己的精神温床，不行了就可以缩回去自我安慰（便连海子这种非知识分子也有他的农民的儿子的身份可以自我安慰），而他们这些人却没有任何东西可自我安慰。伊沙他用来安慰自己的东西，下节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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