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读过《大众电影》的一段花絮文章，说的是陈凯歌拍电影《荆柯刺秦》，要演员们表现出先秦人所具有的天真浪漫之态。应该说大导演陈凯歌是谙知历史的，眼光亦是独到的。据说难为了我们的演员了，光这个戏费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胶卷，陈导演最终谈及这段仍然不免有怅怅之情，因为现在人已经很难觅到率情率意的天真浪漫了。

记得在国庆50周年时，有许多摄影作品回放，其中有一张是乔冠华30多年前在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仰天大笑的镜头，笑容极具感染力，曾被外国媒体取名为：《中国表情》。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表情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失去了生动。即使那种做作的笑容背后，也似乎承担着太多的重力，接受了太多的约束。生命不能承受浪漫，表情木讷，行为笨拙，何言狂欢。

看看我们的周围，越来越多的禁忌，大概源于儒家文化。尽管这种礼教既是我们的瑰宝，同样也是我们的脚镣，使我们不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什么“以礼节情”，什么“发乎性止乎礼仪”，什么“兴于诗，立于礼”，因而，导致了我们生活失去了许多生动和狂欢。似乎，我们也越来越君子了，越来越失去那野性的生命冲动了。一个个藏着、掖着、窝着、忍着、受着、憋着这样伤心伤胃伤肝伤肺，一个一个憋成癌症脸，个性生命的冲动几乎在条条框框里窒息而死。欲心之所安，就得“套”中生活。于是，我们大家都得温良恭谨，庄重沉稳，真心实意地做君子，君子没做成，一个个倒做成了“答尔丢夫”伪君子。各种假面具牢牢地戴上了。少年老成是倍受赞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是遭责备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哪有狂欢可言。正如鲁迅先生所云：“那些看似不拘形迹、恣意纵乐的文人士大夫（诸如嵇康）并不是真正在狂欢、在享受生命，他们放浪形骸背后有着太多的苦涩和无奈，他们的醉酒长笑里面藏着太多的眼泪和愤激，他们像坏孩子一样要破除礼法，要诋毁名誉，只不过是为真正的礼法真正的名誉被诋毁而心痛，为现实中被人利用、被人扭曲而变得越来越丑陋的那一套羊头狗肉而愤激。他们纵然是真心向往并且努力要重建心目中的等级秩序、人伦层次的。”

确实我们是一个缺少生动和感动的群体；同样是一个缺少狂欢的群体，我们需要爱的感动、诗意的温情、终极的呼唤，我们不需要“麻木的捣鬼伎俩”，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纵情的欢笑，感性的丰饶，精神的自在，酣畅的狂欢，感动的热泪。

伊沙真正爆得大名，不是他写了那首要求“饿死诗人”的诗，而是他搞了一次十差作家评选，要求解散中国作家协会，还有，还有他那个时候骂人太多了。

那个时候他正在一本叫做《文友》的杂志做策划，和《狂欢》里的主人公冯彪在《世纪》以及《文娱》做杂志爆得大名的经历几乎一样，所以我说这里面剥离冯彪的辞职教师身份以及迷乱的生活，剩下的应该是伊沙在《文友》的历史。这点连伊沙自己也承认，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文友》、《法制与社会》、《西部大开发》、西安电视台等地方断断续续的有近十年的“兼职生涯”，“正是这个比较雄厚的积累让我写成了《狂欢》”。

《狂欢》作为伊沙“大长篇小说计划”三部曲中最先出版的一部，一经面市就先声夺人，在面市很短的时间就登上了很多类型的畅销榜。在这本书里面，伊沙通过对杂志社编辑冯彪欲望之旅的描写，展现了其肉体放纵与精神成长的漫长过程，冯彪在被妻子抛弃后，身心颓废。当他意外获得工作时，与房东开始了狂热激情，并由此获得男性的信心。自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先后与女读者，同事情人等疯狂。他身陷肮脏，现实的尔虞我诈，同时用一段段疯狂情爱追逐放纵自已，在身心堕落的同时经受着成长的疼痛，最后、被自已的放纵劫杀。其实故事很简单，这是任何一个小说家所能驾驭的情节，不同的是伊沙让他发生在了某个杂志社，并且这个杂志社都有现实版本的嫌疑，熟悉《文友》杂志的人，甚至都能把《狂欢》中的人一个个的对号入座，里面的故事真真假假，以及现实杂志中的“十差作家评选”、“青春美文论战”、“到精神病院送奖”、小长篇《江山美人》，这些可都是真的啊。所以昨天我给某位杂志社的朋友推荐，剔除情色描写其中不乏办杂志的精明方策，当作他们办刊用的“红宝书”也未尝不可。

现实中真是这样吗？我们手里所捧着的，一本本的杂志，我们曾经无限崇拜的作家难道真的是在这样的策划中产生的？伊沙通过这部小说颠覆了读者原本所固有的崇高和向往。

伊沙在《狂欢》的封面上写着：“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那种深刻反应出中国复杂的当下现实和现实中人性异化的作品，应该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具有中国质感并暗藏着中国精神的作品，应该是给读者在提供艺术享受的同时，具有着灵魂上的震撼力的作品”，那么《狂欢》是伊沙给“伟大的中国小说”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