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图生活》杂志访谈录

记者：王勇

记者：自从《文友》停刊之后，你在众人的视野中几近消失，至少在我是这样，能不能谈谈你的近况？

伊沙：你这当头一问提醒我的是：《文友》杂志在当年的影响力以及掌握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媒体的重要性，否则我明明还在写，甚至写得更多了规模也更大了，怎么就“在众人的视野中几近消失”了呢？呵呵！在此纠正你一点：《文友》当时并不算是“停刊”而是改刊成了《男友》——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

离开《文友》之后，我还曾在《法制与社会》《西部大开发》两个杂志和西安电视台兼过职，然后就结束自己断断续续长达十年的“兼职生涯”——正是这个比较雄厚的积累让我写成了《狂欢》嘛！2003年以来，我除了在我本职所在的大学上上课之外，就是坐在家里写长篇，三年半下来已经写出了三部。我的近况就是这样，我也很喜欢这样。

记者：在对你的阅读中，首先是诗，然后是随笔，最后才是小说，你是怎么分配它们的？而在你的想法中，三者的地位又是如何的？

伊沙：事实上，跟你读到的顺序完全相同：我是先写诗、再写随笔、最后才写小说的。诗歌属于“瞬间的写作”，不占时间，你只要有心、有感觉、有灵感的惠顾，你就写得出来。我是把原本用来出去做“兼职”的大把时间给了小说，还有原来写随笔的时间，随着我大规模地开始写作小说，我的随笔也基本上减产到无了——如此分配充分说明了这三者在我这里的地位，那就是：诗歌与小说并列第一，随笔及其它第三。

记者：最近你出版了长篇小说《狂欢》（《齐鲁晚报》专门发了个简讯），是否类似90年的韩东，意味着你已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

伊沙：如果我的印象无误的话，90年的韩东是零散地发了两三个短篇，我的96年有点像他的90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发了一个中篇，现在嘛，也许像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的03年……你说呢？

是，我现在已把主要精力（还有时间）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但我需要吸取韩东的一大教训：因为小说而影响了诗。好在已经过去的这三年半并没有这种现象发生，我的诗依然量大质优，我力争创造一个小说与诗俱佳的“奇迹”。

记者：虽然有人说你写小说在紧跟韩东，其实你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语言风格，比如故事的取向性，相比他们，你上来就写长篇，在写作上有什么障碍吗？在我印象中，像韩东，写小说将近十年才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

伊沙：不是不同，是相当不同，截然不同，那帮人说的“跟”指的是成名诗人写小说这个“行为”——那也错啦！其实我“跟”的是我的美国偶像查尔斯·布考斯基先生。

谁告诉你我是“上来就写长篇”？这种事情大概只有7、80后的愣头青才敢干吧？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集《谁痛谁知道》（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后记中回顾过我的小说历程：“从时间上说，书中的作品写作于1996-2001这六年之间——这也是我在小说写作方面倾力于中短篇的时期，老实讲，其实这是挺‘虚’的六年，远远没有写满，甚至它可以再被分成两个阶段：1996年3月至1997年10月是第一个阶段；2000年5月至2001年8月是第二个阶段，实际上也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其间我还完成了一部12万字的‘小长篇’《江山美人》（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实际情况不是你想的那样吧？我这么懂文学的一个人，不把刀剑磨好哪敢出来闯江湖？呵呵！

记者：几年前，你曾有过在诗歌上李亚伟是你最大的对手这样类似的表达，而几年过去，这种状态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你现在的对手又是谁（其实在我看来，你们在时间上是不对等的，至少是现在的伊沙是跟80年代中期或者末期的李亚伟在同场较量！）？

伊沙：有些事，我没当真，是你们当真了——说明你们很善良。

我的这个署名说法说明我曾是对诗歌和诗人都怀有无邪之爱的赤子一个——也仅此而已。

我没有对手。

我怎么可能去跟上世纪80年代的过气之人去较量呢——我吃饱了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