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村坐落于古老的罗马大道上，向北10多公里就是佛罗伦萨。1513年，这个村庄只有一座小教堂、一间小客栈、一口井、一家肉店、一座磨坊、还有一座较大的石屋——马基雅维利和妻子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住在里面，如果粗粗打量这间石屋，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能够展现他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15年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被抄家后他一贫如洗了。

       从石屋穿过马路，对面趴着一间为雇农准备的小屋，小屋的旁边还有一座橄榄油作坊、一间面包铺和一间小葡萄酒坊。越过这一小排建筑，顺着山坡下来是一条小河，流过马基雅维利祖产其他一些部分：橄榄林、牧场、葡萄园和橡胶林。在石屋的花园里仍可以远远望见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钟楼——马基雅维利曾在那里当了15年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第二秘书长，为国家跑外交和负责军事。如今，那所建筑已经变成了马基雅维利的诗和远方。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1494年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继而在 1498年，29岁的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骑着马出使各国，去会见许多王公大臣，那个时代，他俨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拥护共和，言语间对以前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措辞严厉。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于1509年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 

  但当他1511年前往比萨时，教皇的军队攻陷佛罗伦萨，废黜执政官，美第奇重新控制佛罗伦萨，取消共和制。马基雅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

  洛伦佐·第·皮埃罗·德·美第奇成为佛罗伦萨大公，1513年马基维亚利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问，但最终被释放，隐居乡间祖屋，开始写作。 

  在乡间，马基雅维利通常起得早，他首先要解决生计，天不亮就腰间系上一小瓶头天晚上用冬青树皮熬成的黏鸟胶，肩上背着一串鸟笼子，步伐敏捷地钻进石屋边上的橄榄林。他把那些胶小心地抹在笼子里，然后就退到树丛后，眼巴巴地蹲守半天，每次都有收获，最少两只画眉，多的时候有六只。这些画眉为马基雅维利一家的餐桌上增加了蛋白质，其他的一些蔬菜、土豆和米面全部是来自祖屋后面的花园以及周围的田地和牧场。

从马基雅维利与朋友的信件中得知，他在白天也有别的消遣，他经常和腰间系着腥臭皮围裙的肉店伙计或扛着鹤嘴锄的雇农在一起玩一种“拉帮结派”的扑克游戏，我在想，这是不是类似于今天的“斗地主”啊? 这是竞争激烈的游戏，期间有数不清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谩骂。堂堂前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长，那个曾负责共和国外交和军事的官员在乡间地头上遭逢这样的境遇，马基雅维利并非安之若素，他有时会停下来思忖，“命运女神如此待我，她会不会感到羞愧”。 

       其实，马基雅维利一天真正的开始是傍晚。黄昏时分，他从那些争吵和劣质烟叶熏呛中抽身回到书桌旁，脱掉被汗水浸得发了黄的亚麻布工装，甩掉脚下沾满了泥巴的低口宽头毡鞋。沐浴更衣，换上他共和国秘书厅第二秘书长惯穿的贵族服装——莨菪叶纹的银地浮花织锦外套，袖子与肩部用金银细绳及珍珠钮扣联接，故意保留的缝隙间露出里面黑色天鹅绒紧身衣，与华丽的服饰相比，马基雅维利脚下登的那双皮靴就有些沧桑了，上翘的鞋头已经磨去了外皮，马臀皮的鞋面也已经划痕累累，都露出了白地，靴腰上残留着一些灰毛，想必这双靴子簇新的时候是灰鼠皮镶边。四年前，马基雅维利就是登着这双靴子领兵去围困比萨，使比萨人签了城下之约。如今，这双老靴子只是托起了一颗怀才不遇的心。

       整理威仪之后，端坐在书桌前，共和国秘书长仿佛又回到了佛罗伦萨市政厅他往昔的办公室，遇见了往昔那些见过的人们；甚或登入了古人的宫殿，拜见了那些过往的君王。他和这些政要交谈，他向这些先贤请教，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作出那样的行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而这些君王政要也亲切地回答马基雅维利的问题。每天晚上四个小时，前秘书长废寝忘食，忘记了贫穷，忘记了生死，他把这一切对话和见解写成了一本书——《君主论》。 

       中世纪的“君主镜鉴”通常包括道德行为的部分，罗马的吉莱斯是阿奎那的学生，在他写于1280年的《君主的政府》第一部分中，他为统治者列出了要践行的美德和力求避免的恶行。这份平淡无奇的清单中包括言而有信、遵纪守法、宽容怜悯、和慷慨大度、同时避免挥霍、贪婪和其他恶行。然而，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这些传统道德在意大利残酷的政治世界里仍旧完全有效。“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如此之大，”他写道，“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抛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全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那些要求言而有信和表现仁慈的主张在书本上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但谁要是把这些道德箴言转化为政治纲领的行为准则，就会使自己陷于可怕的危险之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一种新式的政治道德观：‘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而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那些世人视为良善的品质会把一个领导者引向毁灭，而那些被视为罪恶的品质往往会带来安全的繁荣，优秀的领导艺术要求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恰当地为恶”。

       在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善德与恶行的重新界定中，有一项更加刷新人的三观，它出现在第26章“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中，马基雅维利承认当一个君主信守承诺，“不使用诡计而一贯正直”是值得称道的，但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很多君主正是做了相反的事情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特别提到了出色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马基雅维利亲见他像“棉花抹去墨水一样”抹去自己的承诺。正因为不守诺言，知晓如何作恶，而非遵循清规戒律，才使这些教皇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在马基雅维利那里，背信弃义的恶名也的确会给君主造成伤害。1505年，他曾经告诫一个雇佣兵队长：若失信于佛罗伦萨，会被每个人看成是“一匹人们因为害怕摔断脖子而不敢骑的野马”。食言之人为了避免令人怨恨，便需要一点伪装。马基雅维利说，一个君主不应该不折不扣地言而有信、慈悲为怀和慷慨大度，他只需要看上去这样就行了。要哄骗他的臣民和盟友相信他的正直，同时秘密地执行他的阴谋诡计。

 作为一名亲眼目睹过许多残忍和怯懦的目击者，也作为一名阴谋和诽谤的受害者，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相当愤世嫉俗。他坚持认为，一个君主需要知道如何作恶，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自己就是恶劣的。“一般可以这样说”，他写下了这部书里最愤世嫉俗的一段话，“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趋利避害的。” 在任何时候，只要于己方便或者有利可图，人们就把友爱和恩义的纽带撕个粉碎，友谊“是不牢靠而且不能够依靠的”。在这样一个严酷黑暗的道德世界，除了同样凶残和背信弃义外，一个君主还能作何选择？

  马基雅维利的直言不讳，对基督教义的熟视无睹，又大肆宣扬“如何作恶”，最终使马基雅维利赢得了可怕的名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在1827年写的，阅读《君主论》而不“恐惧和惊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对邪恶如此这般地夸耀……,如此冷静、清醒和井井有条”，说明“这些只能来自恶魔，而非最坠落之人”。 

  1516年，马基雅维利把这本《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大公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而大公对此书不屑一顾。但自此之后，很少有国家君王首领甚至一般大臣高官会忽略《君主论》的教诲。奥利弗·克伦威尔拥有一个手抄本；在滑铁卢之战中陪伴拿破仑的那本已经翻烂了；阿道夫·希特勒承认他会在床头上放上一本; 这也难怪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拼命否认马基雅维利学说对他有什么影响。有的人就没这么避讳，黑手党大佬卡洛·甘比诺就声称自己是马基雅维利的学生;  加拿大已故的共和党顾问李·阿特沃特就声称自己把《君主论》读过23遍; 恩格斯对马基雅维利佩服的五体投地称其为“巨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称马基雅维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 伏尔泰则笑称马基雅维利把为政者那些小心机全都大白于天下了......。

无论赞赏还是仇恨，《君主论》就摆在那里。《君主论》之于君王，就像《圣经》之于基督徒，《量子力学》之于物理学家，《孙子兵法》之于曹操，《葵花宝典》之于东方不败，我不相信任何一名统治者甚或他们的军师没有研究过《君主论》。

  1527年6月，贫困交加官场失意之下，马基雅维利一病不起。虽然只是胃溃疡或者阑尾炎，但前秘书长服用了过量的草药，由芦荟汁、藏红花和没药树脂搓成的药丸没能救了他的命。6月21日夏至的那天，惟愿马基雅维利穿上他的朝服，步入古人的庄严殿堂。

  在圣十字教堂里，与几步开外的但丁空塚相反，马基雅维利的墓就显得热闹，1527年6月22日，他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毕竟，爷俩都喜欢谈天说地。200年后的1787年，马基雅维利的墓被重新整修，大理石的墓碑上雕刻着一名外交官的形象，下方刻着“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多余”（TANTO NOMINI NVLLVM PAR ELOGIVM）。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里的马基雅维利墓。这座建于1787年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三位一体：底座、墓碑和石棺（一位象征佛罗伦萨的优雅女性庄重地坐在石棺上，右手持着马基雅维利的椭圆形浮雕头像），墓碑上用大写字母镌刻三行拉丁文：第一行，TANTO NOMINI NULLUN PAR ELOGIUM(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多余)；第二行，NICOLAUS MACHIAVELLI；第三行，卒于15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