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朱自清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总觉得骄子两字很迷人，但不明白这两个迷人的字为什么一定要给白种人。可能从小受父母宠爱，无法理解歧视的滋味，内心的优越感使得朱自清的比较手法在我这儿完全失效。我常常借了他骄子两字想，在我身边谁是天之骄子呢？

时逢和平时代，又是建设时代，周围的黄种人，我们自己人，全然是信心百倍的样子，特别是俊男美女，常常给我无穷无尽想象，觉得人人都是天之骄子。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便觉那时代连天子也很卑微。但毕竟谈的历史，具体个体之间没有比较。来澳门之后，发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状态，突然之间就明白了谁是天之骄子。

时间往横向扫描，在罗马学院，在文艺复兴的伟大背景之下，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同学，年轻的利玛黩从哲学专业毕业了，他选择了家人都反对的传教事业，献身于神。他就像中国唐代的玄奘西行取经一样，东行到遥远的东方中国来布道。那时候中国的澳门已经借给了葡萄牙，已是亚洲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码头，远比还没有开发的香港繁荣。利玛黩带着意大利的福音书、油画作品和几何学知识，还有后来令明代士大夫们着迷的世界地图，在澳门住下来，在澳门讲学传道。

精神充沛而且充满信念的利玛黩，一方面把西方的知识传授给澳门人，一方面从澳门人这里学习东方的语言和知识。他很快像葡萄牙人一样懂得了中国的关系学，开始了与权力阶层的交往。这使得他在中国如鱼得水。他一点点实现着自己向中国渗透的理想，一步一步向北挪动，先到南京、上海，终于抵达北京。他遇到的挫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有知识的仕大夫们都被完全不同于东方的西方知识迷倒了，他们千方百计保护他接近他，甚至送给他“西泰”的尊称。着中国装，说中国话，英俊而神奇的意大利传教士，终于得到了明朝皇帝的关注，让他住在皇宫达三年之久。他在皇宫里专心致志做皇帝感兴趣的钟表，他却从没有让皇帝明白，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时代正在他这里开始。

很难想象他是怀着什么样心情离开皇宫。他真正的知音是上海的官员徐光启。他后来在自己的探索生与死的哲学书中，写到了他在中国唯一能够对话的天才徐光启，并记录了他们俩人围绕苏轼诗词展开的形而上学对话。他们俩合作的最重要成果，是由他讲述徐光启记录的《几何原本》，这一本讨论数学和西方逻辑的重要著作，一出版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冲击波一样的影响。据说利玛黩在北京去世的时候，皇帝也是由于这一成就而给予他厚葬的土地。我在北京时从来没有去过利玛黩在北京的墓地，从资料得知，利玛黩的“圣骨”也被意大利的教堂珍藏着。而利玛黩的书信，体现着他作为一个西方旁观者对于中国问题的清醒，更反映了他内心的自豪感，是一位智者和强者的自豪感。他是多么得天独厚啊，他向中国境内每深入一点，他从意大利教堂得到的委任就更高一些，他最后成为东方的区域的传教总负责人。那时候，经济实力雄厚的西方，给予他多少自豪的底气！而他探索知识的热情与专注，与这种底气也分不开。

与他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天才徐光启，他凡事出色就会遭遇朝庭猜忌，任何大事都不能如愿以偿，每日要应对各种琐事变迁，沉浮不定。他发现和欣赏西方知识，他以利玛黩为师，与利玛黩为友，然而，他不能驾驭自己官场的命运，他又没有脱离官场的纯粹求知道路可走。他在各种琐事中深知西学的优越，却没有办法完全推动人们观念的变化，更无法让官场变得良性起来。他在自己无奈的人生中慢慢地奉献，他的忠诚几乎让人落泪。他临终之际仅余一两银子，却还在念念不忘要让皇帝为他编纂的融入了西历的新历写序。这是何等精神和物质的匮乏啊，天才的他，却不是天子骄子。

如果徐光启读的大学是罗马学院，他的情况将何等不同。他读的却是中国的科举。只有科举，只有仕途，天才的他，也探索了那么深奥的数学和形而上。反过来，如果利玛黩只能走科举之路，那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事实。事实是，利玛黩是天之骄子，徐光启是受难的人之子。当他在年久失修的古老中国天文台上跌倒，再也站不起来的腰腿，体现了中国知识空间受制于权力空间的悲壮。天才，如果没有天途，也不能自由飞行。而天途，正是中国社会现在和将来还要继续打开的开放的时代自由。

在今天这样一个感知骄子的时代，怀想天才的徐光启，真有点艳羡慕利玛黩。

于是我明白了朱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