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有生命精神的文学批评

—关于何冰凌《时光沙漏》及其他

江 飞

    冰清玉洁，凌波微步，若干年前初见何冰凌时我想到的便是这八个字，本想以此为题，却又觉得似乎近于武侠而非评论。所以写下了现在的这个题目，然而我的羞愧又油然而生，因为在何冰凌的这本《时光沙漏》中便有这样的一篇，叫《呼唤有生命精神的文学批评》，她说，“评论家既是在做作家，做作品，又是在做自己，文学批评中包含着批评家本人的道德良知、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批评家通过文本将自己的生存经验再度传递出来，这就对原文本进行了再创造，从而使文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于是，我对自己的“境界”产生了怀疑。我所能肯定的是，在认真读完这本文学评论集之后，我不仅听见了她真诚而焦灼的呼唤，更看见了她坚定而执着的追求。若要追问她所追求的有生命精神的文学批评的内质，我以为是：在场、求真和诗性。

    在场。我指的是“批评的在场”和“心灵的在场”。因为从当下文化语境的文学批评现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常常因专业批评的沉默、滞缓或言不及物，已陷入“失语”或“缺席”的尴尬境地，批评空间与批评话语旁落于反应迅速的网络、娱乐性杂志、报纸等大众媒介，使得具有知性和审美价值的文学批评不能及时为受众所接触了解，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引导作用。对此，何冰凌是有着清醒的学术认知的。目前，何冰凌的学术研究大体为两方面，一是安徽本土诗歌和小说研究，如“诗歌札记”部分、《时代铁砧上铸造的灵魂——公刘诗歌论>》、《放大镜下的体验世界——读陈家桥的三个中篇》、《忧情浮世绘：从南塘到南州——读洪放长篇小说<秘书长>》等；二为当代文学批评，如《魏微，70后写作的异类——魏微小说论》、《弱者的人性胜出与神村神话》、《底层之地——近年来底层、底层文学研究综述》等。前者是作为“文学女青年”的何冰凌，表现出的对安徽地域文化现象的关注与思考，特别是她以本土诗人的身份进入到本土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前沿，“以学养文，以文养学”，以切切实实的在场批评勾勒出安徽的诗歌地图，细致入微地解读诗人诗作，有点有面，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诗歌情结和责任担当意识。后者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对当下文学热点如底层文学、70后作家、海外华人文学等敏锐的感知和发掘，更多地呈现为对当代文学的广泛思考与“在场性”的诉求。特别是作者以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切入女性作家（严歌苓、魏微等）的文本世界，“用一颗心去靠近、拥抱、感知另一颗心，进行心灵的交流和碰撞”，“通过文字的甬道走向一个人心灵的水之湄”，体现了批评者对自身心灵遭遇的敏感，对文学价值的敏感，以心灵在场式的批评，表达了对那些貌似热情实则冷漠、貌似高深莫测实则空洞乏味之类批评的疏离和拒绝。

    求真。只有“在场”，才有“求真”的可能。批评家李建军在年初的一篇文章《求真否？为善否？》（《文学自由谈》）中说到，“‘求真’的文化通常指向事，‘为善’的文化通常指向人；指向事则以事定然否，指向人则以人论是非；指向事则论迹不论心，指向人则舍事而诛意；‘求真’的‘批评型文化’具有鼓励思考、保障自由的积极倾向，而‘为善’的‘人情型文化’则具有束缚思想、限制自由的消极倾向” 。“求真”是批评家的真诚、严谨、独立、自由之精神，是批评家应当持守的道德底线和价值标准。无论是对本土诗歌的思考，还是对当下小说的审视，何冰凌都以真诚作底，全身心地拥抱作品，传递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判断。比如在评论安徽在外女诗人的写作时，作者写到，“在时间和生存的短暂沙漏中，女性诗人更多是作为生存个体，摸索在语言、生命和生存的临界点上，对自然界万有之物和内心进行深度透视、盘查和表白，对事物及其细部的纹理进行抚摸、擦亮和梳理。”（《蒲公英在异乡歌唱》）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创作谈”，没有丰厚的诗歌写作经验的人是难以准确把握并表述这种生命体验的，所以这样的评述我以为更接近于批评对象的审美真实。当然，对于为人为文皆真诚温善的何冰凌来说，有时似乎太过于小心翼翼，比如在评论杨键诗歌时，前文说“观其近作，技法单一，给人以凌空虚蹈之感，颇为可惜”，后文在杨键诗歌研讨会上又为此进行自我检讨，并说“杨键诗歌已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一如序言中王达敏先生所言，“希望她为文不妨泼洒尖锐些”，“泼洒尖锐”不是哗众取宠的所谓“酷评”，不是故意全盘质疑或否定，关键在于看批评者是否说了真话，是否有质疑和否定的勇气，是否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在著名批评家阿贝尔·蒂博岱（Albert Thibaud,1874-1936）看来，一部批评著作的价值和魅力，甚至就来自于它的不完满性，就来自于它的可谈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光沙漏》是不完满的，但它提供了我谈论的可能。

     诗性。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对于文学的任何一种发现与追问，都必须回到文学的诗性本质上来。然而，在西方文学研究始终坚守的科学批评和理性判断当中，人的生命的诗性常常被理性的光辉所遮蔽，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的“诗性” 或曰“文学性”（Literary）则被文学批评的“裁判”（Criticism）所取代。而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又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所以，在中国文论“西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步丧失了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诗性”的本质，丧失了“诗性批评”的中国传统。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回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本体”，不被理论（特别是西方文艺理论）所淹没，而始终保持对文学作品的生命直感和历史眼光，探究文学内在的、多元的、深邃的乃至神秘的“文学性”即“诗性”存在。毫无疑问，何冰凌具有天然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感悟力，她将诗歌创作中的直觉、知性和灵性移置于文学批评，在吸收并涵化现代理论和现代观念基础上，更重视个人阅读体验，从而形成了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充满诗性的批评特色。比如在论及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弱者的受难时，她写到，“活着，是对生命个体的一种尊重和悲悯，是对人类生存权利的一种坚持。正是这种坚持，最终凝聚成生命的本源——顽强的生命力、善良、仁爱、守信，构成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人间大爱，实现输者的人性胜出和生存神话，这也是文学作品能跨越民族、地域，令人动容的力量所在。”（《弱者的人性胜出与生存神话》），她在一一分析了小渔、扶桑、王葡萄、多鹤等女性形象之后，以此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女性弱者温情受难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提升了严歌苓小说蕴藏的生命内涵和人性力量，也间接表露出批评者自身的生命意识和诗性精神。

    时间如猛虎，流光如流沙，何冰凌的“诗龄”已近二十年，弃教从文也已数年，作为她的学弟和诗弟，其间生活的酸辣甘苦我也能体味一二。诚如杨义先生对她所言，文学研究是一个生命过程，创作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审美体验。搞创作的人对语言的感觉会更敏锐，带着生命直觉去做研究，学问会做的更加明心见性。对于依然在创作和研究征途上跋涉、做着文学之梦的她以及我来说，如何开拓更宽广的文学领域，如何合理建构自己的批评体系，是还需要“蝴蝶飞过沧海”一般的磨练的。作家阎连科曾说，“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那些能做灯塔的人，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时常擦拭自己，显露本真底色，像灯塔一样矗立在文学的现场，放射出生命精神的光辉。是以与冰凌共勉。

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