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肝胆

——读王明韵《废墟上的歌者》

    翻开王明韵诗集《废墟上的歌者》，先读到的是后记中的一段话：

    古罗马哲学家、《对话录》的作者塞内加，在谈到公元62年坎帕尼亚大地震时无奈地说：如果连最最牢靠的大地也在震动，那么，眼前还能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呢？

    答案只有一个字：爱。

    “5·12/像是一根插入电视画面的/锈蚀的劣质钢筋/在撕裂与撕扯中”（王明韵《5·12》），戳疼了每一个人的心。那一刻，山崩地裂，天塌地陷，当灾难来袭，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在寻找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长歌当哭。诗歌，在此时是离震心最近的东西，很多从未写过诗的人，纷纷拿起笔来，写诗颂诗，抄诗传诗，投入到这场地震灾难、人性磨难、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惨痛叙述中，共同谱写了一阙撕肝裂胆、锥心泣血的民族悲情大合唱。

    但是，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仅仅写诗是不够的。诗人王明韵也说：仅仅写诗是不够的，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仅仅祈祷是不够的。他和祁人、周占林、洪烛、马丁林、曾祥书、龙威等诗人迅速组成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冒着余震危险，来到这片流血又流泪的土地，见证苦难，亲历苦难，体味苦难，救赎苦难。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先是志愿者，然后才是诗人。抵达灾区的第一晚，饱受耳鸣症和失眠症摧残的诗人王明韵在日记中写到：到灾区来，就要为灾区人民实实在在做事情，诗人不仅要有同情和悲悯之心，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次灾难中不但不能缺席，而且一定在场。这，正如诗人王燕生在《送诗人志愿者赴汶川灾区》一诗中所宣告的那样：“当民族出现危难时刻/诗歌从不缺席/诗人的花名册/总在尖刀班和敢死队里。”

    在成都火车站，孱弱的诗人当起了搬运工，多日奔涌的泪水被置换成汗水，内心渐渐释然，繁重的劳动似乎降解了他们蓄积已久的悲伤。在都江堰聚源中学，在小鱼洞灾民安置点，在什埅和绵竹，在北川中学，诗人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给沿途灾民捐款捐物，进行灾后心理救助。

    一路上，断壁残垣，生灵涂炭，险象环生，巨大的悲痛冲击着诗人敏感而脆弱的心，诗情如潮水喷薄而出。在灾后的20多天时间内，王明韵一口气写成《废墟上的歌者》，面对这巨大的公共灾难和历史事变，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个体抒情的切口，“不需雕饰，不要技巧，我写下，我记录，尽是苦涩、隐痛，不安和感恩”，语言，仿佛被悲痛烧成了灰烬，只剩下了灰烬。在苦难面前，它是朴质的良药和精神渴饮。这些怀着伤口的叙述，复活了民族苦难的公共记忆，将成为弥足珍贵的诗歌档案，留取丹心照汗青。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曾说：“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而此时，诗人王明韵手中的那枝笔，就是导盲犬，生命探测仪和挖掘机。他用诗句，用行动，书写灾难的残酷，人性的美好，生命的宝贵，传达出一种大悲悯大担当的情怀和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

    诗人直面灾难，着力于废墟上美的发现，心的震颤，爱的呼唤，他满含热泪，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诗歌形象，那是一个个大写的“人”的形象：人民的好总理——温总理，勇救乡亲的绵竹市广济镇党支部书记曹化成，为地震婴儿哺乳的警察妈妈蒋晓娟，英勇献身的人民教师张米亚，银厂沟附近的一条江边苦苦寻子的白发母亲……诗人及时捕捉到了地震中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甚至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在面对死亡时所折射出的崇高的人性光辉。《废墟上的歌者》再次印证了诗人于坚的那句话：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完全可以证实心的存在。这个心，就是人性。

    诗歌里出现得最多的，是学校，是孩子。“孩子”是这场灾难中最令人心碎的称呼，“孩子、花朵、未来/都被埋在了废墟里/我缓缓脱帽/以父亲的名义向他们默哀”。他对地震废墟上的一个小女孩说，“ 小唐佳，设你为王茜吧/我女儿的名字/茜，也念xi，草木/常年开着小而白的花”，王茜是诗人心爱的女儿，他曾为她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现在，诗人多么希望这些花朵一样的小生命，能和他的女儿王茜一样，美丽鲜活，常开不谢。诗人说：我写作，手中握的是笔，墨管里流出的是血。这饱蘸着诗人深情和爱意写就的诗行，始终流淌着对人类顽强生存意志的礼赞，人性美好的感恩和重建家园的希望，正如让·贝罗尔在《论诗》所说的“诗歌中贯穿着一根火线：终止绝望，维系生命”。 是的，活下来，活下来，只要生命还在，一定“活着到绵阳”！

    爱心永恒，血脉相连。废墟上的歌者，传来了经久不息的歌声。正是在这废墟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我们的诗人，用诗歌为这挛痛的时代疗伤，他与我们生死与共，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