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法国诗人德里和吉罗东谈话札记

    关于诗的形式：一行诗的节奏同一句散文的起伏是两回事。诗句的节奏才可以被称作节奏，那是诗的内在的精神呼吸；一句散文尽管也有其“节奏”，但那节奏至多不过是一种自然的起伏。一行诗是一行诗，一句散文是一句散文，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

    德里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散文诗。不过，不承认散文诗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那是一本优秀的散文书，同诗没有什么关系。那种波浪式的长句式作为一种句式当然是存在的，但他个人痛恨那种东西，当然也不否认佩斯是一个优秀诗人。

    德里认为，佩斯和夏尔是在国外被接受得最好的两位法国现代诗人。

    吉罗东认为，勒韦尔迪的现代性远远超出夏尔，因为前者的独特性使他具有某种永不过时的现代性；也是勒韦尔迪启发她去思索散文句子和诗句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她还赞赏拉福格。

    德里这么谈论科克托：他对年轻一代诗人有刺激性影响。他什么都干过，吸毒，同性恋，等等，这些对年轻一代是有吸引力的。不过，他顶多算是个杂烩似的艺术家，而够不上优秀诗人。

    德里还粗略地谈到法国诗歌的两种倾向：对诗的传统形式是回归还是继续破坏？这一度成为诗歌的热门话题。五十多位诗人和艺术家对此进行了讨论。不过，他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诗句的自足性。这一自足性同诗本身必须具备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成立的条件。总之，如果是一句真正的诗，那么它必是自足的，独特的。

    另一种倾向：思考现代性。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分歧很大。达成共识的只是，诗必须从它是诗的本来的那个意义框架内释放出自己来。以诗来虚拟“小说”、“散文”，就是想打破文学类别之间的界限，使各种活生生的文学要素都综合到诗中来。

    吉罗东认为，诗是关于知识之外的东西的艺术。庞德关于诗歌现代性的一些观念深刻地影响过吉罗东。

    有的法国诗人在国外大受欢迎，在本国却不被当回事。真是一山唱一山的歌，处处呈现出差异，不仅是口味，而且涉及审美内涵。一个诗人越被撇在一边，有时其实就越独特，越有独创的东西。

    “散文诗”这种形式起源于18世纪波德莱尔那个时代。不过，人们一般认为那是一个诗歌遇到困境的时代。殊不知，这个困境不光对波德莱尔来说存在，对福楼拜来说也是存在的。这个困境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形式的困境。所以说，为艺术突破而“弄”出来的散文诗，其实是诗和散文双重困境的结果。

    吉罗东说，时至今日，这个老问题还是个大问题。她十几年前出了本散文诗集《狗的胡言乱语》，后来写小说，最近又写诗，一直在思考诗的困境（她称之为“幸存”）。诗对她来说，构成了一种新的迷茫和困境。

关于克洛岱尔，德里认为是个好诗人，但在法国争议很大。他的《五大颂歌》是优秀的，但他却赞美伪政权贝当；而当戴高乐上台时，他又把赞美歌稍作改动，献给了后者。这有点滑稽。

    谈到卡夫卡，我说在中国他被翻译得很多。中国许多年轻作家都喜欢说，“我喜欢卡夫卡，我喜欢他的生活方式，我喜欢……”反正是喜欢得不得了。为此我感到困惑。在我看来，卡夫卡这个人身上的东西还能被追逐名利的中国作家所喜欢，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不是把卡夫卡也当作一种应该紧跟的时髦了？

    卡夫卡自己都讨厌他那极端不幸的生活……卡夫卡的一生是一个黑色幽默，后来者的这种浮俗行为，正好被他的黑色幽默之矢射中。

                                               1996．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