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现实关注和现代性

要谈诗歌的现实关注，我认为，首先得谈诗歌的现代性，因为诗歌要关注的“现实”，正是“现代性”条件下的现实。

现代性？是的，现，代，性，这三个字，简单得很，我们都认得，但当这三个字跑到一起，粘成一体，成为“现代性”这个看上去也不怎么特别的概念时，我们却一下子产生了一种摸不着头脑的茫然无措的感觉：它究竟是什么？它指的是哪些东西？它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它为什么变得无所不在？它想给人类暗示什么？

依我看，现代性是“变”出来的，是时间变出来的，或者说，是从“时间”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被人类一旦拥有便日夜不停地经历着的神秘意识哪儿变出来的。因为，变，正是时间的特质所在。梁启超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然而，梁启超亲自参与的“变法”却惨遭失败，他自己也险遭杀身之祸。可见，也不是想变就能“变”的。变的左右前后上下，都有力量制约着“变”。如果说变是内在愿望，那么允许变的条件却在外部。历史上，凡“变”成功的，都是内、外合成了一股力。

变和变，亦不同。诗之为词，为曲，从唐至宋，至元，为一变，可称“渐变”。这种变化以时间的连续性为背景，“变”的动力积累了百年千年。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把国衰民弱之罪算到传统文化头上，对“古文”恨之，厌之，弃之，为了新文化新精神而力倡新语言，于是一夜之间从地下拱出“白话诗”来，时人称新诗。新诗迄今不足百年历史，但已成为目前诗歌的主流形式。它获得合法性的速度之快，充分显示了内在的生命活力。诗的语言形式，从五言七绝、押韵对仗，突然就“变”为长短不一、随心抒写。这种变化就不能叫渐变，而只能称“激变”。激变主要不是基于时间维度，而是基于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决意要告别过去、奔向未来的变革焦虑。“激变”所带来的，是对最坚实、最核心的理念和规范的根本性的摇撼、震动、甚至颠覆。

有趣的是，中国诗人尽管已习惯于用现代汉语写作，但诗歌教育的主体仍是古典诗歌，因为教诗的人还是习惯于从古诗的美学原则出发去读现代新诗。今年春节过后，在新浪的个人博克留言板上，我读到了一位学音乐的高中女生的一条留言：“不押韵的诗算不算诗？”这是一个直率的问题。我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只给了这样一个同样直率的回答：“肯定算！因为押韵不押韵已经不再是判别一首诗算不算诗的标准。”

但我心里明白，这个回答不能服人。因为这个问题里面还隐伏着好几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以前的诗都押韵？为什么现在的诗不用押韵？诗押韵好还是不押韵好？不押韵的“诗”好在哪儿？等等。这些问题，我认为都同以“激变”为特征的诗歌“现代性”有关。想想吧，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哪一次诗歌运动不是以“打碎传统”为口号？

有人说，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问题，仿佛它跟中国无关似的。实际上，现代性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它就同地球这个小村庄的每一户居民有关。是的，率先遭遇它的是西方世界。法国诗人、开启现代诗之门的波德莱尔，曾对现代性作过一个富于预见力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出永恒”。稍后的法国天才诗人兰波，则应验了波德莱尔的预言。兰波自己曾宣称：“必须绝对地现代！”我觉得，兰波预见到了生活在“现代性”中的现代诗人们，内心必将经历种种不确定性、破碎、矛盾性、加速度、焦虑、甚至癫狂！作为通灵者的兰波，因此要求自己永远向着“未知”敞开自身，向着“可能性”挖掘语言。

中国遭遇“现代性”问题，最初同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轰开中国国门这一事件有关。在此之前，中国沉浸在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统一性之中，以自身为天地之中心。在此之后，衰弱败露，腐朽难遮，中国被已进入“现代性”的西方各国当作一块肥肉撕扯。内忧外患，启蒙救亡，中华民族被迫一步一步朝向“现代”的道路艰难摸索。无疑，“现代性”在中国一开始就呈现为一种压力，一种外来侵入的、蛮不讲理的压力！这种压力，我们消化到现在，还是没有全部消化。诗歌的美学争论，不是关于古、今，就是关于中、外，至今还有人叨叨着“与西方接轨”，便是明证。

相比较于“古代”、“近代”，现代显然是一个历史概念；相比较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今天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化社会，显然是指一种社会历史进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现代性已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了一种世界现象。但我们是在中国谈论“现代性”，所以必须有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就诗而言，现代诗与古典诗的语言“断裂”问题，现代汉诗语言的“欧化”问题，九十年代以来诗歌中的个人化倾向问题，为拓宽“抒情空间”而努力但现在已成泛滥之势的平面化“叙述”问题，等等，只有把它们放到“现代性”这个天空般宽阔的大凹镜下，才能更好地把握它们的来龙去脉。

也许，现代性就是现在性，碎片性，矛盾性，或者干脆，断裂性。从量上来说，它是一个时间范畴。从质上来说，它意味着一些断裂性的激变。尽管关于“现代性”的书写已经汗牛充栋，但我至今未发现关于现代性究竟起于何时将终于何时或它的特质是什么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现代性”，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我们只能用脑子感知它，却无法用手摸到它。然而，所谓的“后现代”已经急不可耐地粉墨登场。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只是现代这个时间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概念的总体性特征。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诗歌的现实关注了。诗歌的现实关注，换一种说法，也许是以下三个问题：诗人通过诗歌同现实怎样建立关系？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的回答是：以个性的、语言的方式；探索现实中或隐或显的真实；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美的关系。

诗人因“写诗”而不同于常人，而成其为诗人，原因就是个性，语言的个性。个性写作，其实呼应着诗歌中的民主理想。因为在中国，许多个性不得不“深藏起来”，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无视个人感知的至关重要。也许只有诗歌能唤醒它们。事实上，每个诗人都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塑造世界，不管是利用有丰富价值的过去记忆，所谓的古典追求，还是求助于变动不居的未来可能，所谓的先锋实验。

诗人又因“生存”而同于常人，除了写诗，诗人同样得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吧，所以“个性”之外，还有别的个性，尤其是，还有世界。个性，作为“自我”存在的依据之一，总是源自最本质的个体。“现代性”，一直同自我意识、自我决断和自我实现有关。但自我决不是狭隘的个人天地。“自我”必是敏感到“他者”存在的自我。“个性”也意味着对另一种个性的承认和宽容。怎样把时间和空间、回忆和现实融合起来？怎样使个性意识和外部世界、个人感情和社会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诗人应该敏感的问题。当然，一首诗必须“语言地”生成，否则就什么都谈不上。

我说到“探索”，因为惟有探索一途，可以通向创新。探索最需要的是勇气，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诗人也需要勇气。诗人们都不乏才华，但常常缺乏勇气。面对中国的现实，无疑也需要勇气。诗歌天然追求美。但在现代诗中，我发现，美不再是装饰性、描写性的。就我而言，与传统的美相比，我更信赖美的碎片：真。但真实在哪里？所以，在现实和真实之间，诗人的想象力有了用武之地，诗人的语言变成了一把有力的锹。

个性即一切。这一命题只有当个性中的诗人致力于“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美的关系”时，才是有意义的。显然，现代性在赋予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自身。而我们的现实，正是“现代性”笼罩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