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两件往事

文/苏北

一、当年我家吃面条

 刘震云在我家一次奇特的吃面经历，是一件有趣的事。

 20年前，刘震云北大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社刚开始发表小说。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乡村变奏》在《青年文学》发表，小说极短。我那时还在县里猫着，读到这期《青年文学》，感到这篇小说极为“机灵”，因为文后作者简介署有“农民日报社”字样，我于是就写了一封短信，对他的这篇小说发表意见，于是就建立了通讯联系。刚好不久刘震云到天长采访，他不认识这个县里的任何人，便打电话给我。刘震云打的是我单位的值班电话，我那天恰好不在单位，我们单位的同事还不错，居然骑自行车到我家里，告诉我，北京有一个记者找我，他住在县宾馆。

 我那时正蹲在灶台上喝粥，听说北京来的记者找我。因我北京也没有一个熟人，只跟这个叫刘震云的通过几封信，便估计肯定是他。于是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县宾馆，在登记簿子上一查，稀稀的几行登记人员中，见到“刘震云”登记的签名，和他写给我的信一样的字迹。我于是找进房间，见一个人正独自盘腿坐在床的中间，一打问，果真是刘震云。于是我们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聊了起来。那时人还比较单纯，不浮躁，于是聊的话题也多，人也真诚实在。聊着聊着，时间过了12点，我以为刘震云是北京来的记者，过一会县里肯定会来人通知他吃饭，弄不好刘震云也留我，还能跟着吃一回县里的饭，可是过了12点，眼看要1点了，还没有人过来请。那时记者还没有后来那么让人“头皮发怵”，也许是县里没太重视，也许是县里没有发现。于是我对震云说，干脆请你到我家去吃吧？刘震云看看快1点了，也没有人过来，于是说，那好吧。便跟了我出来，上了我骑的自行车，一手搂着我的腰，由我驭着，穿过县城熙熙攘攘的大街，来到我家在县城西门的一个独院里。

 我们家没有任何准备，只有我父亲一人在家（我妈妈下乡“出礼”去了），锅里一锅清水。已1点多钟，买菜现做也来不及，于是便下面条。三个男人，下了一锅的面条，放了许多的酱油和蒜花，就在院子中心撂下桌子，三个男人坐定，“呼啦呼啦”吸面条。正吸到劲头上，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大苍蝇，“嗡嗡嗡”地在头顶上转。这是一只颜色纯正、非常健硕的标准“大绿头”，看来“吃”得很好，样子像一只小苍鹰，飞的声音非常响。它像一只直升机，在头顶上做着各式动作：俯冲、拉起、盘旋，我和我父亲同时起来轰它，根本不起作用，我父亲又找来苍蝇拍子，在空中乱舞，可这家伙，太敏捷了，你根本近不了它的身。

 于是我们便不再管它，三个人埋头抓紧吸面条，偶尔它冲下来，大家齐动手去“轰”。季节似乎是个大夏天。面条吸得急了，三人满脸流汗，可不管不顾，头顶上“翁翁翁”着，三人埋头吸着。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泡桐树，绿荫一地；墙边上的鸡冠花和野茉莉长得正旺，有几只鸡在远处啄食，不时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和这头顶上的“嗡嗡嗡”声相互应答。

 我的父亲幽默，吸完面，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对刘震云说：“可能这个家伙也知道你是北京来的记者，赶过来看看热闹呢！”

 刘震云慢悠悠地也说了一句：“它想要采访也没门的！”

 事情过去多年了。事后我想来，这只苍蝇它从哪里来的呢？反正不会是厨房里的产物。因为厨房，你不管如何去养，也不可能养出这么大的一个“尤物”。那时家庭都还没有卫生间，也不可能是家庭的。唯一的来源就是不远处的一个公共垃圾堆。邻里左右家的垃圾都是送到那里的。估计是一只迷了路的、误闯到这里的家伙。

 那会儿人都还年青，也单纯，没觉得有多么尴尬和难堪。事后想想，反觉有趣。

 但这确实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午餐。

二、他对我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后来的1989年我有机会去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正好那时莫言、刘震云和余华他们的研究生班也刚开学不久，刘震云的家又住在鲁院一墙之隔的《农民日报》社院内，我就有机会常去他家坐坐。震云为人低调幽默，见谁都叫老师。有多次听他晚饭后与同学聊天，也是蜷在同学床上，大家你言我语，震云总是标准的河南普通话，“老师长老师短”的。可他与我从来没有称呼过“老师”之类，可能是他看我是那种忠厚老实之人，不忍同我玩笑。

我有时去他家，他们一家子正在吃饭。我若没有吃，让我吃，我也是坐下就吃。我记得他家有一个小桌子，很矮。他一家三口就围着那张小桌。那时他女儿还小，震云有时抱在怀里带到楼下院子里玩，我有时去正好遇见，我们就站在院子里说话。那时他的《塔铺》《新兵连》和《单位》已陆续发表，影响正健。

记得学习期间，我写了一个短篇《狗报》，我拿给震云看，他读后说还可以，就写信为我推荐。推荐给当时《北京文学》的编辑兴安。兴安看后认为还行，就发在了当年的《北京文学》第九期上，那可算我那时的一个重要作品了，那时能上《北京文学》，对我们基层作者，也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1990年我借调到湖北黄冈编一本小刊物《金潮》，结束借调，途中我到北京住了十多天，一天我到震云家去，震云已在他家的对面借了一间房，整个一间房是空的。只在屋子正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写作。我那时写不出东西，一副苦几几的样子。震云那时已经是全国家喻户晓了。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不要有太多过虑，放开来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牢牢的记住这句话。可是我那时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我怎么能理解他的这句话。但这句话，我记得了许多年，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后来离开北京，多年与震云失去联系。我曾几次通过人找他，可都没能联系上。去年我得到组织关心，居然安排我到北京开作代会。我去之前有两大理想。一个见一下莫言，一个一定要找到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刘震云。两大理想在会上都全部实现。我给莫言送一本书，书上写了一段话。第二天我问莫言：写得可否唐突？莫言连连摆手“没有没有。”并且在我的另一册书上题了一句话：“苏北有奇文。”（他是针对我前一天写给他的一段话说的）。可是刘震云，我找了两天，苦苦地在会场寻找，总是不见。问人，有人说，刚才还见的呢，好像走了。终于在第三天，我走进会场，刚找到自己的坐位，一转面，哈，刘震云一个人坐在那呢！我立即起身过去，带上我的一本书，赶上前：“震云，我是陈立新啊！我找你几天了。这次来开会，就是为了找你呢！”震云立即站起来，仔细一听，终于想起来了，“啊，你是陈立新啊。”我给了他书，聊了几句。这时一个军队小代表凑了过来，问我：“他是谁？”

我说：“《一句顶一万句》啊！”

小姑娘立即明白，赶紧走过去要与震云合影。这时又来了几个人。震云看人多了，吃不消，赶紧坐下来。震云于是对我说：“加个微信吧。这回见到了，加个微信，以后联系就方便了。”

  前几天刘震云在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栏目上，提到当年他给《安徽文学》投稿，拿到70块钱稿费，立马请女朋友吃饭，充满了深情，使我想到以上的交往。

这里还可以附带多说几句，为历史留个见证吧。其实，刘震云的《塔铺》当时也是投给《安徽文学》的，《安徽文学》已经发排，不知通过什么人又转到了《人民文学》（可能是交到了崔道怡手里）。《人民文学》又要发，刘震云于是找到当时的责编苗振亚老师。苗老师宅心仁慈，《安徽文学》于是便辙稿，让刘震云拿到《人民文学》去发。可以说，《塔铺》是刘震云第一篇引起全国反响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刘震云的成名作。如果当年发在《安徽文学》上，全国转载引起反响。《安徽文学》就是刘震云成名作的初发者。可是《安徽文学》那时就非常大器，一切为了作者，用极大的宽厚关心爱护作者，这也是有六十年历史的《安徽文学》的光荣传统。

2017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