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汪曾祺

 

文/苏北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也有点怀疑，能这么说么？你没有上过大学，更没念过硕士、博士，不可能像汪先生与沈先生（从文）那样的师生之谊。你一个乡下孩子、土包子，怎么可能有汪曾祺这样的一位老师？

去年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几段话，最终还是放下了。今年是汪先生去世整二十周年，文学界肯定会有些纪念活动的，我拿什么来纪念呢？

我还是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我为什么不能是汪先生的学生？我的老师怎么就不能是汪曾祺呢？他虽没有在大学教过我，也没能手把手地教会我文学创作。可是整整三十年，或者说是他去世后的整整二十年，我几乎天天都和他在一起，别人觉得他已去世了，而我觉得他并没死，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他的书在我的床头，他的名字在我的口中。

有时我也觉得无趣。在这个城市，有许多读书人早已把我和汪曾祺捆在了一起。朋友聚会，来一个生朋友。朋友会说，这是某某，研究汪曾祺的，或者说是汪曾祺的学生。我之前会反对，说不是不是。后来麻木了，也就含含糊糊：“不敢不敢”或者“惭愧惭愧”了之。还有就是极熟的朋友小聚，会有朋友给打“预防针”：“苏北，今天不许谈汪曾祺，只喝酒。提汪先生一下名字，自罚一杯，如何？”

可见我已到了“无汪不谈”的程度了。

我为什么这么热爱汪曾祺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容我稍稍扯远一点。

 

一、乡下

 

先说我怎么热爱上文学的。这个话还要说吗？对我确实是要说的，因为我从小就不热爱文学，也没有读过什么文学书，我记忆中的少年时的文学（十四岁之前吧）大约就是《一块银元》和《小黑鳗游大海》，因为这两本书埋在了我记忆深处，说明曾经是真在我少年的心中驻留过。

九岁前在乡下，高邮湖边的一个小县城的乡下。这个县在高邮湖西岸，湖东就是江苏高邮县。我所在的那个村庄属铜城镇，全名叫余庄大队和平生产队。我记得我们家的独院。西边一户人家稍近，东边一户人家稍远。西边走过一块稻田是我叫做表婶的家，还有个表哥在外面当兵，表嫂在家同婆婆过；东边一户隔着一个湾湾的、冬瓜形的池塘，凹陷的部分是我们两家的自留地（菜园，）。菜园一家一半，池塘也是一家一半。池塘里水非常清澈。我们家的吃水，洗，涮，也都是在这口池塘里。

夏天一池塘的菱角。紫红皮的菱角，夏天用一只澡盆，人蹲在澡盆里，用两片竹片划着，摘菱。一摘一澡盆。之后大锅烀熟。烀菱五更头即开始烀，烀得一屋子香味。我和我姐姐挑着菱到铜城镇上赶早市卖过。到镇上要过一个小桥。快到镇上有个大桥（后来我知道是铜城河大桥）。镇口有两棵老柳树。我一见到老柳树，就知道快到镇上了。进了镇子，走不远，有一家门朝北的小卖部。是那种上排门的老式小店。我记得里面的气味，一股浓烈的生酱油的气味。我们的家酱油、盐、醋，都在他家买。——有时上街也把一些不用的东西顺便放在他家店里，办完事从他家再拿。过了小店，有一座古老的拱桥。过了拱桥，就是老街了。

铜城是个老镇。老街，老人，老店。我那时就特别羡慕街上人。因为我印象特别强烈的，是铜城街上那些迎街木板门边，坐着的老人，老妇人，都白白净净的干净，人也都收拾得干净，不象我们村子里的那些妇女，都因为强度的劳动，田里插秧，风吹日晒，没有了小街上老妇人的悠闲、恬静；这其实就是个户口关系：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小街上就是做生意；而农村就是庄稼人。

我们家是三间土坯屋。一个院子。院落的围墙也是土夯的，下半截披了衰草。屋后是个庄园沟，沟连着边上的池塘，水也是清冽冽的。屋后的空地遍植竹子。竹子长得快，一夏天浓荫滚滚，特别地荫凉。

我家庄子的南边就是金黄的麦田。过了麦田，有个很大的池塘，塘埂东南角的高坡上长一丛由刺槐树、苦楝树、乌桕树、水杨柳和老柳树组成的杂树林。我那时同邻庄一个叫大海的同龄孩子则经常光顾那杂树林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捉鸟。夏天的雨后则拾“地大皮”。——一种雨后即发的菌。地大皮是拾得到的。拾了即和韭菜炒吃。童年的地大皮非常好吃，记忆中的鸟则一只也没能捉到。鸟是有的，灰喜鹊和斑鸠。

灰喜鹊叫“喳——喳喳，喳——”

斑鸠叫：“鹁鸪鸪，——咕!”

如今想来极为亲切。

塘的埂上长满了巴根草。塘里五月一湖荷叶，七月缀满荷花，八月莲蓬满池。塘里也有成群的鸭子，麻鸭和白鸭最多，童年的鸭子在塘里叫：“呱，呱呱呱呱——”，就仿佛满塘荷花莲蓬在塘的深处叫。

幼稚园与我辈乡下孩子无缘。我的小学的五分之三是在乡下一个复式班完成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美丽的女老师。她似乎是个下放知青。她叫王得好。她的名字和她的人一样美丽。这大约是我童年世界里第一个女性的名字。我至今还奇怪：有许多名字我都忘记了，这个名字却刻骨铭心。我们教室是用的一个张姓大户人家的旁厢。那是一间土砌草顶的旧屋。我记得仰望屋顶还见光线。光线中尘粒翻飞旋转。教室的地为白土 ，坑坑洼洼，有调皮的孩子将尿撒在凹洼处能阴湿半天。我的同学我只记得小虎子和张玉田 。小虎子因为是张家老五。张家的孩子在我童年记忆中特别的多，似乎有八九头十个，小虎子的姐姐那时似乎已很大了，帮母亲做事，并不读书。张玉田是个独子，他家住在小虎子家的隔壁。张玉田长得白白净净，白果脸，男孩身后却拖一挂漆黑的长辫。张玉田的母亲也很年轻漂亮，也是白果脸。张玉田爸爸我一次没见过，不知没了还是一直在外。张玉田家很干净，比小虎子家不知要清爽多少倍。张玉田家院子里有一棵枣子树。树不大，可夏天木枣子结得特别多。我的同学似乎都吃过张玉田家的木枣子。

我记得这两位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仨合伙干了一件恶作剧。那时的小虎子家养了许多的小鸡。大约有四五十只吧。整天由老母鸡带着，在院里叽叽喳喳。有一回下课，不知谁先起的头，仨孩子捉了一只小绒鸡。剥开鸡嘴，掏出小鸡鸡用尿灌小鸡。究竟谁人灌得现在印象全然模糊，但小鸡确乎是给我们灌死了。我记得小虎子妈妈回来后，大吵着骂我们，并顺手“刷”了小虎子一个耳刮子。我也被吓得噤住。张玉田大哭了起来，引出了他白果子脸的娘。

倒有一件事令我难忘。一次我和邻庄的大海一起打猪草。猪草是一种叫土萁苗的多浆的藤草。长在五六月的麦棵里。我们打猪草就趟着五六月的即将收割的焦黄的麦棵去找。找到一棵，即弓下腰连藤拔起，放入猪草篮。我记得我的个子都还没有麦子高。有时打半天，垫脚一看，不知人已在何处。打猪草的时候，我们还玩一种用小镰刀扔的姿势定输赢的赌博游戏，来赌猪草。我记得镰刀的姿势有“∧”“Γ”“∨”，还有一种睡倒列为最次。有一次我们在塘埂的杂树林子的畈子下一块麦田里打土萁苗。我在麦田里趟着趟着忽然发见一丛倒伏的麦子，竟是一个鸡窝。一只芦花鸡正蹲在窝里下蛋。鸡见到人即刻飞扑了起来逃走，窝里竟是几十个鸡蛋!我见了鸡蛋也立即伏倒扑过去，就往篮里捡。大海也同时发现，也要来拾，我们便扭打谩骂起来。

 

　　二、童年零碎

 

一年夏天，那时我大约已七岁了。邻居表婶后园栽有一棵蟠桃树，正是果子压枝的季节。

一日中午，我趁大人都在午睡，悄悄溜进表婶家的后园，爬上桃树，就将熟透了的桃子往怀里塞，因汗衫扎在短裤内，装得下十几个，正在这时，比我大五六岁的表哥不知何时出现在树下。我翻身下树，拔腿就跑。可当时只顾逃跑，没想桃子都从裤腰滚入短裤，通过下裆，从裤脚滚落。待我溜回家，汗衫内果子一个不剩。

可周身奇痒，桃子上的绒毛落了一身。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已顽皮得不行，一日与一个女同学吵嘴，趁她不备，我猛揪了一把她的粗长辫扭头便跑，跑过张家大屋，跑过张玉田家的那棵枣子树，这个黄毛丫头肯定被我这一把扯痛了，回头死命追我。我因长得矮胖，哪里跑得过她那两条长腿，眼看就要被追上。我就听后面小虎子大喊：

“褪下裤子!”

我情急之下，拨过头来，一下将裤子褪到脚踝，绊着两脚迎面向她跑的方向走来。那黄毛丫头见状，双手掩面扭头就跑。我哈哈大笑。那个快乐!

仍是夏天，一天晚上，我同大海潜入南庄的蚕豆园里。我与大海睡在蚕豆棵里，摘下蚕豆，剥去壳，将蚕豆粒用针穿在线上，摘呀穿呀，从天刚擦黑到星星满天，每人穿了整整三大挂。于是我们便像和尚一样，将穿好的蚕豆粒挂在胸前。正悄悄地离开，恰被看园的麻二爷撞见，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两只大手已将我们捉牢。于是我们只得乖乖地被他提溜着来到生产队，不知怎地一下子圈上来那么多人。我们歪着头噘着嘴，一副不在乎的模样。

在一片训斥和责问声中，我和大海嘤嘤地哭了起来。麻二爷反笑了起来，拍拍我们的屁股，大吼一声：“滚——”

我们每人挂了一串蚕豆串，拍着屁股飞跑“滚”。

那个村庄和村庄上的我的家，给了我最早的文学教育。

 

 

三、我的中学

 

小学二年级结束，因父亲在县城工作，我便离开了老家，来到县城，插入县城北小学读三年级，完成了我从一个乡下孩子到县城孩子的转变。

县城是城乡的纽带。它的一头是乡村，一头是城市。我在这个高邮湖边的潮湿的县城，完成了初中和高中。进入小学正是1970年，初中毕业1976年。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可说的我大约是个顽童。先是钓鱼，滚铜板。非常入迷。我县的四乡八镇都给我跑过。我们早晨四点多钟就起床了。跑十几华里的公路到乡下池塘、沟河去钓鱼，精力出奇的好。初中时更是不读书，学工学农学“坏”，偷桃偷梨偷废铜烂铁。因个子矮，被同学欺负。被打被摔中锻炼了“皮实”。性格极其顽强。虽那时不崇尚学习，可我在班上学习仍然中等偏上。这样的“偏上”，其实是很可怜的。高中的后一年，学校抓得紧了。我在一个姓徐的胖子的老师的激励下，不敢说是蓦然醒悟，或者说是被一种青春所激荡，以一种出风头的、“人来盛”（疯）的方式投入了学习，因为年轻精力好，我学习进步很快，似乎可以用“突飞猛进”这个词形容了，因为我很快在班上排名靠前，并且以很好（不错）的分数考入尖子班。尖子班，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尖子班吗？一个学校统共就一个“尖子班”，主要任务就是高考用的，把成绩好的集中在一个班上，奋力一搏（其余几个班基本就不管了，以放羊式教学为主）。可是，可是，就我在这个“尖子班”，竟然高考落榜了，关键是我们班的绝大部分同学都考走了。

坦率地说，当时没考上大学并没什么。因为那个年头能考上大学的毕竟还很少。可是，等他们过了一学期，每个同学都从自己上学的城市回到我们县城，——他们放暑假了。第一个学期回来，他们自己也很兴奋，于是每人穿着自己学校的汗衫，汗衫上印着各自学校的名字，“交大”“工大”“医学院”“师范学院”，这些学校都在我听过的或者没听过的遥远的城市里，必须坐很远的汽车或者火车才能到达。我原来每天同他们在一起打闹，可是他们回来，仿佛变了一个人，脸上的胡子也长长了，有的个子还长高了，还有的竟然说起了普通话，或者是他生活的那个城市的话，“阿拉阿拉”“搞什呢搞！”——反正他们也年轻嘛，学习起来也快，而且也要允许他们用青春来出风头的！

关键可恶的是，他们还带回了一种用脚踢的球，后来我们知道那东西叫足球。可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球是他们带回来的，原来在中学我们打得多的，都是篮球和排球，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靠脚乱踢的球。由于他们也还是新鲜劲，回来之后每天三五成群，在炎热的夏天，在我家门口的公园（叫公园，其实是一块空地）踢来踢去，大呼小叫。每人穿着印有自己学校名字的汗衫。汗衫大多为红色或者蓝色，他们于是像火一样奔跑，或者像大海一样凶涌而去，汗衫很快湿透，每人脸颊通红，蜂涌而上，拼命去抢那只皮球，他们还算义气，开始也曾试图邀我一起玩，而他们所谈话题我插不进去嘴，很快我便感到无趣了，他们也开始感到我不很舒服，于是也慢慢不邀请我。我也很知趣，也就开始疏远他们。

怎么办？那我就必须也考取大学。于是我再补习时，再也不是昏昏噩噩了，而是知道努力了。第一年高考，我失利的原因，除我拿手的物理考砸了外，主要是语文才考三十多分，严重拖了总分的腿。因此我有侧重地加强语文复习，复习的方法就是背诵课文，我不知从什么地方我弄来一本《现代散文选》，上面有《小桔灯》《背影》《长江三日》《荔枝蜜》《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我逐步知道这些作品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他们是：冰心、朱自清、刘白羽、杨朔、魏巍。我将这些文章大声背诵。从我家向西，穿过几条巷子，过一个越河（夏天长满荷花），就上到城墙埂上，我每天大早就在城墙上诵读这些文字，把这些优美的文字记在心里。有时城墙上有雾，我就在雾中大声读去，仿佛那声音不是我的，而是悬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的什么东西。

至此，我竟然被文学迷住了！

到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之后。我死心了，不再高考，只想写一本书给我的同学看看，我当作家去！写一本《艳阳天》，或者《红楼梦》，让我的那些同学做梦去吧，目瞪口呆去吧。

 

四、一个白脸长身的兄弟影响了我

 

 

就在第二次高考失利后，一个机会来了。银行在高考落榜生中招干，招那种离高考线差几分的学生，银行这一招挺绝。于是我去报名，人家很正规，从高分往低分撸，我被撸上了，于是轻而易举也可以说稀里糊涂进了银行。进了银行就要开始培训，因为银行是一个特别的机构，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刻板的机构，各种规章制度眼花缭乱。我们很快就被集中到地区，开始三个月的基础培训。地区就比我们县里大多了，地区还有火车，我们住的地委招待所，离一条铁路线很近，每天我就听着火车的汽笛声入眠，感到幸福无比。

我们宿舍原来是一个小会议室，我们去时才临时改为宿舍，一下子住进二十几个人。钢丝床都沿墙边放，一溜排，大家头抵着头，脚抵着脚，也挺高兴，年轻嘛，新鲜嘛。睡觉也不显吵，因为倒头就睡。和我们同宿舍一个白脸的兄弟，他比我大一两岁，瘦瘦长长，很是漂亮，可以说很是飘逸。他一身的反骨，说话喜欢嘲讽，一副对“现实”不满的样子，特别迷人。最厉害的他还读过很多书，可能就是这些书“害”了他。他看我弱小（我个子矮），便与我好，有时对我大谈聂赫留多夫和玛格丽特，可我不知道这个姓聂的和姓玛的是干什么的？

这位老兄，每天早上起来，还会走到大大的阳台上，伸个懒腰，之后敞开双膀，很深沉地就是一声：

“啊——，圣母，玛利亚——”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姓玛的圣母是干什么的。

可是我就是通过他，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名著。我得到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春潮》，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之后我也知道了聂赫留多夫是小说《复活》中的人物和玛格丽特是个妓女。我开始有意识地读世界名著了。那时正是世界名著重印的时候，我买了许多这样的书，比如《复活》《老古玩店》《巴黎圣母院》《红字》《约翰·克利斯多夫》《绿衣亨利》《契诃夫小说选》《母与子》等，而且我一部一部阅读，虽然不好读，我也不太喜欢读，可是我暗下决心，既然是世界名著，肯定是经过许多牛人筛选的。它能流传下来并且被世人所认可，肯定有它的道理，否则难道全世界的人眼睛都瞎了？

在地区三个月，我还从我的在地区师专读中文系的中学同学那里找到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导读》，上面都是一些名著的片断，于是我便按图索骥，依着葫芦画个瓢的方式来选购书籍。

三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我的个子长了一大截。更重要的，我已有了一箱子的书，我得把它当宝贝似的带回我将工作的一个山区小镇。

 

 

五、半塔古镇

 

我去的这个小镇是一个古镇。名叫半塔。历史上似乎是有一座古塔的，可惜叫雷给劈了。现在区政府设在镇上，因此小镇就显得特别繁荣。商铺、机关、各种派驻机构，总之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特别是到了逢节，更是人山人海，猪羊狗兔，各种小吃，买、卖十分火热。我们的银行营业所就在小镇的北头，迎街是一个二层小楼，后面一个大院子，住着职工们的家属，每人一个老婆，生它三四个孩子，因此院中就显得很有生气，妇人的呼叫，孩子的打闹。我就在办公楼的二楼一间顶头的屋子里居住了下来，朝西的窗子正好是这个院子。于是每天就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活动的情景。

我的工作是出纳员，就是每天面对着一大堆钱数来数去。银行说起来是高大上的行业，里面的人好象都西装革履。其实所干的事是极其琐碎的。比如我，就是每天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还不是我的。而且这样的行业，都有个师带徒的习惯，或者说有一个师带徒的过程。我刚干出纳，要求我跟一个女的学习点票子。这个女的比我大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比较好看，我便很同意拜她为师。她主要教我如何点钞，点单指单张，多指多张，说白了，单指单张就是一张一张的点，多指多张就是好几张一点，有三张的，有五张的。你别小看数钱，它也是一个行业的手艺，点好了照样出名。我的师傅就是县里的冠军。我们邻县还有一个省里的冠军。点出名了，还是省里的“三八红旗手”呢！拿了奖金不说，就是工资还长了两级。那个女的年龄较大，长得一般，之后找对象就好找得多了。据说刚开始找不到，后来找了个本县在外面当兵的，还是个连长以上的官。你说，这数钱有没有用？

她抓住我的手教我数，如何压掌，如何划挠。压要压紧，划要划稳，划要划准。她一抓我的手，我立即面红耳赤。那时我还脸红，后来不红了。她对我说：“你还脸红，我还没红呢！”

说着她放下手，脸果然就红了。

下班之后，我就在顶头的宿舍里，猛读我带回来的那些书，我记得最初读了《前夜》和《父与子》，我读不下去，读几页就爬起来瞎转转，喝点水啊，撒个尿啊，总之是“磨洋工”，这样一本书要猴年马月才能看完，我一气之下，发明一种读书方法。那时我还练功，就是玩吊环，在地上打鲤鱼打挺，我便将一根练功的功带钉在椅子上，每每坐下，先泡上一杯茶，之后将功带往腰上一扎，规定读了五十页才能站起来，这样一来，效果就好多了。有时下意识又想站起来撒尿，一抬屁股，椅子也跟上了，只好又坐下。

营业所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我来不久，即在梧桐树上扣了吊环。有时我五十页读完，也感到累了，就走下楼在吊环上，跟自己玩命，翻上翻下，有时还想做个十字水平，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把自己倒挂在吊环上，看天上的云来云去。这样看云也比较奇特。你别说，换一个角度看风景，就有别样的效果。

那个夏天的法国梧桐的叶子很大。我有时中午，也在那很大很密的树荫下读《包法利夫人》，那个夏天我有时会忽然陷入一种无聊的冥思之中，仿佛一种青春躁动般的冥思。那无边的幻想像那个夏天的云朵一般飘渺不定，变幻无常。

在这个镇上，我还进行了一场恋爱。我的师傅看我好学，执意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非要把镇上最美丽的少女介绍给我做老婆。于是在一个黄昏，她给我拿来一张照片，是那个时代的一张不大的黑白照片。我刚开始不敢看，先揣在兜里，回到宿舍，再偷偷一个人看。照片的构图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小船的一侧，照片的一角还飘着几缕杨柳丝条，形成一种对称之美。我知道那是南京的玄武湖，可给我印象深的，是那一头长发。那是那个时代的一头长发，那个时代的长发特别黑亮，不知道是不是与那个时代的水有点关联。

女孩是镇上拖拉机站站长的女儿，也算是镇上中层干部的子女。她高中毕业被安排在镇食品站工作，也是好单位。在看完照片之后，我和师傅后来还专门到食品站去考察真人。当然我可能也是被考察对象。那个时候的恋爱就是这样的。介绍的人很有耐心，这可能与那时的人大多无所事事有关，当然也可能与空气和水有某种神秘的勾连。

我们去的目的是假装买鸡蛋。这也是那时的介绍人惯用的伎俩。既然做假也要跟真的一样，于是鸡蛋当然要真买一些。女孩叫什么来着？我们就叫她小琴吧。小琴的工作就是管鸡蛋。那可不是几十个、几百个鸡蛋，而是整整一屋子鸡蛋，一层一层码着，有一种铲车，铲着鸡蛋篓子一层一层去码，还是相当机械化的。我们去时小琴在假装捡蛋，就是将一篓子蛋用手过一遍，把有瘪子的坏蛋从好蛋中挑出。

见了之后小琴就站起来，拍拍两只手，其实手上也没有东西，于是脸跟着就红了起来。我师傅大方，很有经验，她圆场说，我们来买点鸡蛋，小西（我那时叫小西）晚上读书累了煮煮吃，增加营养。师傅说完也拍拍手，仿佛就要捡蛋的样子。

小琴说，不用，我来。于是就开始给我们捡。她捡那又大又红的。她捡一个，就砸一下，鸡蛋就砸一个瘪子，她捡一个就砸一下，鸡蛋就一个瘪子。我们知道，这一下就是坏蛋了。坏蛋就便宜了，几乎不值什么钱。

后来我们就拎着坏蛋往回走，我显得很奋兴，因为小琴的脸实在很好看。她掼鸡蛋的样子，也十分娇美，仿佛鸡蛋这样轻轻一掼，这个动作，是上帝专门为她设计的。

小琴对我印象怎么样我不清楚，估计也不坏，因为她后来还专门到我宿舍来玩过一次。如果对我印象不好，她肯定不来玩，这个是常识，我还是懂的。

那天她来是黄昏，应该是夏天，因为我记得蝉在死命的叫。我这个人非常讨厌蝉，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丑陋的昆虫，而且叫起来没完，是个很不懂得节制的家伙。

她来时穿得很单薄，夏天嘛。为了制造气氛，她来之前我特地到街上买了几个苹果。她来之后坐在我床沿上，我则削了个苹果给她吃。她用手拿着，只咬了一小口，就又放下了，之后她一直没吃。我桌上放了几本世界名著，有屠格聂夫的《父与子》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当然是故意放的，作为道具吧，总之和苹果一样，是为了配合气氛吧。

她只坐一会儿，我们并没有多说什么，我只感到自己硕大无比，快要爆炸了一般。我平时不是这样，而且我这个人不好，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她那种特有的气息就一直在我的房间。我晕头晕脑，并没有说出什么有趣的话来。

她走之后，我还处在晕头晕脑之中。于是我看看那只苹果。苹果都有点锈了，可也不太锈。我都没有用水冲一下，就把那只苹果吃掉了。她咬过的那个地方，我还特别注意了一下。虽然我的嗅觉特别好，可也没吃出十分特别的感觉。看来她也是一个平常的女子，于是我的心便也放下了。

 

六、“捆读”与“抄读”

 

我因为有文学，我的未来还不知在什么方向，这样的失恋的苦果，我用文学来加倍的弥补。我的阅读极不流畅。与其说读，还不如说啃。我的阅览是啃出来的。像骨头一样啃出来的。

用这种“捆读”的方式，坚持了一个时期，十多本名著读下来，阅读的感觉好多了。可以说，阅读是要培养的，没有一个孩童，是天生喜欢阅读的，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走上了终身阅读的道路。在捆读的基础上，一个时期下来，我又开始了抄读。把一些好的片断抄在一个笔记本上，我第一个抄的是屠格涅夫的《前夜》和《父与子》。这样的练习，使我逐步养成了抄书的习惯，之后我开始抄《红楼梦》，把一本《红楼梦》抄来抄去，那是后话了。

在阅读的同时，我开始记一些日记，也开始剪报纸上的一些报屁股文章。那个时期张海迪开始出名，被作为自强不息的青年进行广泛宣传，我被张海迪的清纯所迷惑，剪了许多张海迪的照片和事迹文章，将张海迪作为榜样，那是一种暗恋的感觉。

在剪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我们地区的《滁州报》副刊的许多文章后，我开始写一些短文。《光明日报》那时经常登孙犁先生的短文，就是后来集成《晚晴集》的那些。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我们地区报上的散文，写的一些地方，我都去过。比如高邮湖等；我偷偷给《滁州报》投稿，还给当时的姬主编写过一封信，谓我是多么多么爱好文学，希望提携云云……可终是石沉大海，我终于知道走上文学道路是多么的困难。我崇拜那些能在《滁州报》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人。我们镇农机站有个王站长，他在我们隔壁上班，也住在里面。因他经常到我们营业所缴款，我于是便认识了他。他经常写一些新闻报道，主要是简讯，发在《滁州报》的边边拐拐，我知道他和那些关于半塔的文字联系在一起，一下子激动了起来。那个写字登在报纸上的人就活生生站在我的面前，我怎能不激动？那是我第一次把文章和写文章的人对上了号！把报纸上的名字和一个活生生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文章的作者。那些我在书中读到过的作家，我都认为他们的精神非常高尚。我于是暗暗地写了几篇散文诗一样的东西，有一天偷偷挟着（仿佛地下党）找到农机站的他，想恭恭敬敬请他指正，终因无法启口，在农机站转了一圈，又挟着回来了，可是这时的我已是一身的大汗。

我至今怀念我在《滁州报》上见到过的那些名字，尽管有的人并没能写出来，或者已经从此不去写作了。更可爱的是其中一些我崇拜过的名字，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我在半塔镇呆了近三个年头。这只是我初尝文学之果，可我已经知道，在文学道路上摸索，是一件多么折磨人的事，它既幸福又痛苦。

 

七、考上电大

 

过了一阵子上面来了精神，说我们这批招干的，可以参加当年的“电大”招考。“电大”就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这个大学主要靠看电视和听录音进行教学。现在不是还有中央美院和中财大吗？我们这个大学也是“中央”的。你别以为是个电大就好考。不好考的。主要是上面不想让更多的人离开工作岗位去上学。因此规定一个县只许走四个，参加考试的人必须要考到前四名。其余的你考一万分也不让你去。我接到应考的复习资料，就一头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之中。我还是用笨办法，捆住的方法还用，我又增加了新举措，将门一天反锁了，地上撂个脸盆（当尿盆用），饿了就煮在小琴那买的坏蛋吃。以一种强化的方式背那些莫明其妙的“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地理名词。

这期间我早把小琴给忘了。这不能怪我，因为那个时候要上个学，太难了。本来就好幻想，又读了几本世界名著。我是梦里都想着往外飞的。

还算幸运。我考了全县第三，于是便离开了工作三年的小镇，去到地区，与来自全地区的同学开始了三年的电大学习生活。

几本世界名著一读，人果然不一样了。电大第一学期有写作课。我们的写作辅导老师，是地区师专中文系的一个讲师，镇江人，操一口浓重的苏北口音。他毕业于南大中文系，喜欢杜甫和李白，极好饮酒，每次来上课，都眼睛红红的。他个头较矮，衣着也不太整洁，可精神极其飞扬。每每酒后，大声朗读所学课文，额头微仰，十分陶醉。他先后给我们布置了两次作文，我都是班上第一。一次叫我们写城市西南角的琅琊山，就是那个“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的琅琊山。我写了一篇《琅琊赏秋》，他十分喜欢，就在班上大声朗诵，弄得同学们又恨又爱。恨是嫉妒，爱是羡慕。一个女同学竟然悄悄地爱上了我。我每次到水房打水，她都在，站在我的后面，小猫似的，悄没声息的。可我并不知道，是我一个多情的同学发现，他有一天埋怨似地忽然对我说：

“知道吗？××爱上你啦！”

有一次事十分重要：刚入电大不久，曾有一个高明的朋友来找过我一次。仅一次，这个高明的人就改变了我的阅读。这个人叫陈源斌，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写《秋菊打官司》的那个人。他那时已经在《十月》《青春》等杂志发表过小说，之后便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他到北京才两个月，就回到地区，参加当年的淮河笔会。笔会期间，他特地到我当时的电大班来玩。中午在我们食堂吃完饭，我送他去公交车站。在路上，他对我说：“中国没有文学，只有一部《红楼梦》。”这个话是相当狂的，说这个话时他到北京才两个月。

我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送走他我就折返到市内大钟楼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红楼梦》回来。可是，回来之后我那么用心去读，也没有吸引我的地方。根本看不下去。我硬着头皮，硬看了几页，可是不得要领。于是我的蛮劲上来了，就又回到街上，到新华书店又买了一套。

回来我就将新买的这套撕成了册页，开始抄写。电大嘛，主要靠听录音和看电视。那些讲金融的录音和电视大多呆板和枯燥无味，于是我就在课堂上抄《红楼梦》。把撕下的一页一页夹在书里，电视一放或者录音一讲，我就埋下头去，将折得很小的纸头一行一行的抄去。你别说，这样抄来抄去，抄了几十页，马上就有了神奇的效果。一是我对《红楼梦》这种叙述方式开始接受（过去我们的思维多习惯于报纸体的语言）；二是我读出了其中的妙处。再过些日子，我竟入迷了（一天不抄就手痒），对《红楼梦》中所蕴含的高妙有了体认。

就这样，我吭哧吭哧，用了两个学期把《红楼梦》生生给抄了一遍，至此，我开始迷上了《红楼梦》这本书。

 

 

八、高邮湖之行

 

 

第一学期暑假的到来，还是比较美妙的。因为一点心思也没有，除了玩就是玩。可以说对于一个大学生，假期是最美妙的（中学生还有作业），大把的时间完全是自由的。特别是暑假，时间又长，季节又好（我最讨厌冬天），真是高兴得发愁，不知如何去打发这大把大把的时光。

暑假放了还没几天的一个午后。一个漫长的有蝉鸣的无聊之极的午后。我感觉阳光干燥，空气似要爆炸一般。我身上有一种莫名的躁动，于是我便走出家门，来到那个废弃的公园，在公园巷的拐弯的巷头，遇见了我一个初中的同学丁加鸣（我们似乎仅仅认识）。我们随便打了一个招呼，丁加鸣是一个话多的家伙，他说，他们准备骑自行车去高邮湖去玩，滁州来了几个文友。他现在从这经过正是去钱玉亮家会合。我一听心就动了一下，来的这几个，不是经常在我们地区《滁州报》上发文章的家伙吗？ 我在滁州上学，可一个认识的文友都没有，这不正是机会？于是我说，我也没有事，我可以一起去。

这时丁加鸣含糊了起来。他的语言含混不清，态度暧昧。我心里清楚，他不想带我去。多少年后，丁加鸣已和我好的如同一人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根本不想带你去，你死皮赖脸的，我没有办法只好让你跟着去。其实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他的暧昧让我脸上都快挂不住啦。可是我铁石了心肠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也没有办法。现在看来，我在那个燥热的午后做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决定。如若我不跟他们同行，我在写作上也不知道还要摸索许久；更况，要不是与他们同行，我怎么能知道汪曾祺呢，也许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与汪曾祺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也不知要迟上多久之后呢。

高邮湖之行是愉快的。我们从县城出发，骑过白塔河大桥，就到了乡下，我们沿着白塔河大埂（此河流入高邮湖）飞奔，两边的绿直逼眼前。夏季的植物又好看又茂盛，各种昆虫、飞禽在林中、在天空忙活着，该弹唱的弹唱，该鸣叫的鸣叫。总之旅行充满了诗意。

我认识了那几个改变我命运的家伙。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才华，瘦小而机智的杨卫东、干净俊雅的钱玉亮、沉默少言满脸胡崽的李洪彬。一路上说笑、穷侃、神聊，谈文学，谈人生，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以后又深入我骨髓的汪曾祺。

我们去的那个镇叫湖滨，在高邮湖西岸。一个不大的湖边小镇。一条街，沿湖堤弯弯曲曲，有二三里地长，街面上是一家挨着一家的住家、店铺和公家的一些单位，许多店铺卖咸鱼、小虾。街上不时走过一些挑着担子的乡下人，担子里也多是水产之类的东西 ，一条街充满了鱼腥味和水腥味。湖的东岸，岸边就是江苏的高邮，那个县城的人讲话比我们县还要土，可是我们并没有去过高邮。湖很大，湖心帆影点点，沿湖边的沟沟汊汊，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有些船只上有妇女在用竹竿“浪”（当地土话，往外晒）衣服，把衣服的袖子套在竹竿里，也有的船上飘起一层烟，平铺在水面上。有的船上贴着大红的门对：

 

日行淮河三千里

风送江南第一舟

 

不知什么原因，每一条船上都有一个旗杆。旗杆上插着五星红旗。我们在年少的时候，认识国旗的庄严，也多是从船户人家的船顶（有许多船常年停在我们县的白塔河岸边，夏天我们就在这条河里游泳）。因为水上多有风，五星红旗总是迎风飘扬，而且一个水面上的那多船，每条船上都插着一面，远远看去，那一片红色特别的鲜艳，特别的新。（心中立马升起一股庄严的感觉）。

我们在镇上喝了点小酒，晚上就睡在镇上的一家小旅馆里。那时镇上旅馆并不多，我记得是一个窄窄的巷子走进去，一个老式的木门，进去之后一个天井，四边的房子就是客房了。房子也是那种老式的，显得阴暗得很，白天不开灯屋里暗得很。我们几个人睡了两个大房间。

多少年后，我把汪曾祺的小说读得滚瓜烂熟，我总是将此旅馆同他小说《王四海的黄昏》里的叫“五湖居”的小旅馆混淆在一起。

小说里是这么写的：

 

两进房屋，当中有个天井，有十来个房间。砖墙，矮窗。不知什么道理，客栈的房间哪一间都见不着太阳。一进客栈，除了觉得空气潮湿，还闻到一股长期造成的洗脸水和小便的气味。

 

“五湖居”当然不止这些，它还有个女掌柜叫貂蝉。我们住的小旅馆，没有女掌柜，店主是一个戴老花镜、留一绺白胡子的老先生。

至此，我才知道汪曾祺！

你别说我噜苏，世上有些事就是这么奇特。有许多人比我接触或知道的早，但他不专心。而我就是这么死心眼，一旦喜欢上，我的个妈呀！那种无可无不可，那神魂颠倒，就不去说它了。

（未完待续）

（此为非虚构文本，不是散文。其中有许多虚构。我以文学的方式已经分辨不清真实和非真实了。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