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力挽狂澜者，究竟是谁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陀氏没写完就离世了，他把疑问留给了世界。不过，在书中，陀氏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名单。

佐西马长老，最年幼的卡拉马佐夫阿辽沙，还有一个倏忽出现又消失无影的辩护律师。正直善良却不堪重任的半大孩子，口若悬河却不能孚众的中年人，慈祥宽容却命悬一线的老人，无论哪一个，都没有能力来力挽狂澜。也许，这个人物仅仅存在于陀氏的写作计划中，现在，他永远留在了天国。

于是，已完成的书页里，就只剩下破碎、衰竭和崩溃的现实。如果说有什么希望之光，也许就是长子德米特里的逃离计划。然而，就是这个计划也支离破碎，让人匪夷所思。明知道在俄罗斯一天，东躲西藏、不见天日的日子就没有完结，但德米特里仍不愿离开俄罗斯，这个平白给他冤屈给他苦难的国度。德米特里身上，蕴藏着深厚无比的故土情结。

上帝亲自派出的使者，那个和蔼可亲的上帝的影子，在辩护失败之后隐遁了。陀氏似乎想证明，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人类的头脑已然被愚蠢淹没。那么，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对人类的意义又何在呢？陀氏究竟想借此书传达什么信息呢？

这些疑问，随着陀氏的离世越发令人困惑了。陀氏曾以少年的口吻自述：“我一生都在渴望威力，渴望威力和离群索居。我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这些，那时候谁要是弄清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就一定会当面笑我。这就是我那么喜欢保守秘密的缘故。是的，我用尽全力梦想，想得都没有功夫讲话了。”在生活中善于沉默的陀氏，与在书本中活跃异常的陀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因而，寻求答案的线索也就少之又少了。好在，陀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自揭谜底：“贯串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

陀氏和尼采不同。后者发疯前说：“上帝死了。”至少确定上帝曾活过，存在过。在陀氏，有无都是难以确定的。

就陀氏的信仰而言，他认为，除了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俄国正教之外，一切宗教皆是旁门左道。此外，他对这个世界的疑问与矛盾，如同他多病的身躯，常常处于无可名状的失控中。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人与上帝，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扰着他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一方面，他热烈信奉基督式的博爱，给予即是天堂。这一点，在探讨“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他借佐西马长老回答：“苦于不能施爱，那就是地狱。”另一方面，他又强烈地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不仅将上帝使者的无能为力写得入木三分，还借伊万之口，向世人宣告：“我憎恶和谐。”

伊万，可说是陀氏最隐秘思想的泄密者，他多次宣称，要用言行和上帝敌对。于是，这样的敌对，便呈现出一种暧昧无边的效果。时而声嘶力竭地质疑，时而又是含情脉脉地对视。

陀氏非常清楚，基督式的博爱与表面上的亲善行为不是一回事。他以不屑的口气形容那种表层行为：“由于爱人类而扑上去搂住一切人的颈脖，看见人家流下感动的泪水而心软——那不过是一种时髦。”（《少年》）

陀氏的反应，还基于他不幸的少年时代。陀氏的父亲是没落贵族的后裔，因嗜酒暴毙路旁。陀氏几乎从未得到过父爱的温暖，在学校阶段，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父爱的缺失，给少年的陀氏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这种创伤体验，使陀氏觉得自己像一个永远漂泊的“少年”。

陀氏对父亲是怨恨的。他把怨恨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三个儿子都有弑父情结。老卡老拉马佐夫的长子德米特里，为了和父亲争夺同一个女人心存杀念；二儿子伊万，明知父亲危险却故意溜之大吉，成为了一个纵容弑父的逆子；而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怀着怨愤成为弑父行为的实施者。

年少和双亲的疏离（母亲亦早逝），使得陀氏和人相处中，显得比常人更易受伤。《少年》中很多的内心独白，其实都是陀氏实在的自我陈述：“总的来说，我一定要一个人开始实行‘我的想法’，这是必须的条件。我跟别人相处总觉得难受，精神上就会不安，一不安就会损坏我的目的。一般说来，到目前为止，在我一生中，每逢我想象我该怎样对待人们的时候，我总是显得很聪明，可是一到实际行动，总是很愚蠢。我又气愤又真诚地承认这一点，我一开口说话总是露出马脚，慌慌张张，因此，我决定减少跟人们的交往。这样我就会获得精神独立、心情平静、目标明确。”

换言之，陀氏认为，躲避和人的正常接触，是藏拙最好方式。所谓实行“我的想法”，我以为是陀氏明确了毕生的目标——写作。然而，写作并没有让陀氏得到必要的生活来源，获得心情的平静。上帝似乎一直在和陀氏作对，即使在陀氏成名之后，他的生活也常常捉襟见肘。1874年，陀氏在给妻子安娜的信中忍不住抱怨:“他们对我的评价太低了，就因为我卖文为生……不过，哪怕我们明年去讨饭，我也决不会在思想倾向上作出一点让步!”

对父亲的怨恨，加之生活的困顿，难以坚定陀氏对天父上帝之爱，所以才有上帝是否存在之问。这一充满着心酸的疑问，带着明显的少年时代的创伤体验的味道。更让陀氏伤心不已的是，当他开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的小儿子三岁的阿辽沙死于家族病癫痫。因中年丧子的重创而扩大了的创伤面，陀氏只能在书中人物阿辽沙身上进行自我修复。他将信仰的美德寄身于一个半大的孩子身上，也许是希望笔下的文字能让儿子复活。阿辽沙之死，让陀氏早年的伤口重又撕裂：上帝呀，你究竟在哪里？

陀氏书中的一些人物，他们传达爱的方式，无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的味道。小纳莉把火药三次打到喜欢她的医生的脸上，伊柳奇撕咬心地善良的阿辽沙的手指，纳斯塔霞逃离爱人投向死地……他们错乱的行为似乎在宣言：我折磨爱我的人，是因为我受难；我受难，所以我才存在。他们无所顾忌地伤害爱他们的人，他知道那个人爱他，心中的恶才能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这些，说到底不过是弱者的畸形之爱：在强烈的痛感中感受到强烈的存在。自身太过柔弱和渺小，不如此，仿佛就会忽略自身。

婚恋情境中，也有相似的情形。一些人用极端恶劣的方式对待爱他们的人，在伤害之后又表示强烈的忏悔。他们明白，在爱人的心中，他们才是有价值有分量的。他们残破不堪的心灵，在爱和伤害之间摇摆不定，就像陀氏对上帝的情感。我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深情的敌对。

文字是一种治疗。在充满深情的敌对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验明了一件事——自己被上帝所爱。当笔走波澜之时，文字可以翻云覆雨，神出鬼没，起死回生。所有的经历，他与上帝同在。于是，他才终于可以说：“上帝把我整整折磨了一辈子。”黑塞说得深刻：“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的整体氛围，是一种无助的孤儿意识。上帝的使者已然离去，忠实信仰者或死去、或隐遁。遭受不幸，舔舐伤口，面对死亡之时，人们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当不幸承载着厚重的力量击穿肉身、折磨灵魂之时，为了抱团取暖，有信仰者、无信仰者就都成为了难兄难弟。

情愿相信，上帝之爱遍布人间。那么，追问上帝是否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