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者，顺流浮动而不沉底，萍影无踪，与重锤敲打的北京步伐迥然有别。听到不少居京者的感慨，说的大略是一种寄居感，和我的感受其实很不同。简言之，漂浮者如瓢在水，寄居者如珠在渊。

此处非故乡，此处不易居的感触，在我，总不请自来。风急雨骤时如此，晴方日好时也如此。惟有一处，让我恍惚有了和寄居者一样的情感体验。彼时刹那一闪念，确有如珠在渊的安定和踏实，仿佛这城顷刻间如父兄敞开双臂，揽我入怀。而出得此门，北京的喧嚣便扑入眼眉，我便重又跌回紧锣密鼓的现实。一如杜丽娘凄凄切切复铮铮的絮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此情即生即灭，唯生死可以同喻。

此非别处。这里是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毗邻北海公园，只一衣带水、一步之遥的距离。

仅看外部，你甚至无法想象，这座具有典型中国元素的建筑，竟然出自丹麦设计师莫律兰之手。古籍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于1931年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建成，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而担任馆长之职的有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人。馆内收藏的《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是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于此的。据说，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文津阁在河北，文津街却在北京，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

在北京的日子，多数时间泡在古籍馆。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从居住地到古籍馆，公交、地铁加步行，需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对面坐的两位，一位是八十九岁的老先生，一位是济南大学的老师。

老先生走路一颤一颤的，还在翻阅古书。有时看着看着，鼻子抵到书上就睡着了。除了听力稍弱，老先生的眼睛一点没花，头脑非常清楚。有一次，他还问了我几个关于紫阳书院的问题。我告诉他，天下紫阳书院很多，多是为纪念儒学大师朱熹而建。苏州的紫阳书院是乾嘉汉学的基地，是晚清四大书院之一，培养过一大批大师级人物。老先生颔首而听，颇有兴趣的样子。老先生关心时政，分析起来头头是道，没有一点守旧陈腐的观念。老先生是馆里的常客，经常看到有人前来请教问题。

济南大学的老师，年近五旬，他来古籍馆查阅满族诗歌的材料。中午我在馆外树下小憩，他过来打招呼。闲谈间，竟然发现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他说，许多年过去了，去过很多地方，魂牵梦绕的还是苏州。问他为何没留苏州，他说，当年竞争者太多，实力最强的是一北京大学的博士。我笑说，现在进苏州大学，北大博士估计都困难了，可能要海龟了。彼此询问各自的导师，虽非同门也都在一个系。他已在北京呆了三周，住地下室，一晚六十，步行到古籍馆一刻钟。一图省钱，一图方便。

古籍馆内有食堂，饭菜是典型的北方味，我觉得偏咸。饭菜面食都齐全，面食的品种尤其齐备。时而炒饼，时而面条，时而凉皮，时而水饺，以韭菜猪肉水饺滋味最佳。

后几天，因材料太多，我把正在京省亲的同事喊来帮忙，度过了一段小酒天天微醺的日子。

北京这座城，在我，用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来判定，未免轻率。

于北京，我是过客无疑。若非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这种感觉，“漂”是贴切的。

漂，从水从票。我以为，一定是在京被60年不遇的暴雨淋过，又为之花费了大量票子的过客，方才对得起这个“漂”字。梦幻泡影聚散分合，一如流波东逝。青山依旧在，是非成败空。流水的影子，在生命中常存常在，流到中年上额头，流到暮年白鬓梢。人生如寄，我们也都只是水边玩耍的孩子，漂浮者或寄居者，又有多少不同呢？

北京这座城，让我惦念，不单是古籍馆，还有一些可爱的人。巴金曾评价老舍写人：“他多么爱北京人，而且把北京人写得多活，多可爱。”我没有老舍的笔力，深恐管窥蠡测般的文字忽略了人之真正可爱处，所以不敢轻易动笔。遇见的人千千万万，总有一些人，于生命息息相关。即便不写，事实也在那里。那种共同的记忆和情感，深切的认同和契合，文字无法一一描述，不用念想即在眼前，只可用“更无言语空相觑”来概括，但这“空”却不是虚空嗟叹。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是我一生受用的财富。